混乱将是世界政治常态（论坛）

　　●“9·11”后美国中东政策的变化，触发了中东地区一系列已有的矛盾和冲突，搅动了从政府到民间、从支持民主的力量到伊斯兰极端势力等各种政治力量

　　●当今世界比冷战时期复杂得多，是“四个主义”（文明主义、地区主义、民族主义、部落主义）和“三个阶段”（失败国家、现代国家、后现代国家）并存

　　●因为缺少安全感，各种力量在塑造对自己有利的未来上展开了激烈竞争。这种竞争是世界政治的新发展

　　清华—环球论坛

　　讨论时间：2006年8月16日

　　讨论嘉宾：

　　阮宗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张晓东：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本次讨论由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教授主持。

　　当前国际政治的一大突出特点是混乱

　　阮宗泽：当前世界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比较混乱。和冷战时期相比，现在乱象的突出特点是中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成了行为主体。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更令人头疼。不久前我在美国开会，谈到中东问题时，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说他宁愿和中国打交道，因为中国是个实体，他能找到对话的渠道，但在中东，他找不到对话的渠道甚至对象。可见，美国在和非国家行为体打交道时也怀有强烈的失落感。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出现了转型。冷战时期的大量热点问题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它们通过代理人战争方式相互对抗。现在并不存在这种状况。虽然以色列背后有美国，可无论是俄罗斯、欧洲国家、中国还是其他大国都不可能站出来和美国对抗。过去美苏各为一个阵营，各自为其体系中的中小国家说话撑腰；现在这些国家则需要独立自主地维护自己的安全。但恰恰是因为在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中，这些国家没有冲在国际政治的第一线，所以它们缺乏和目前比冷战时复杂得多的国际体系打交道的经验。

　　全球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全球化不仅是双刃剑，还是多刃剑。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适应得好的国家转型就快，适应得不好的国家就会被淘汰。全球化还导致了国际上一个对现存秩序充满仇恨的群体的出现，不妨把他们称为“全球化的愤青”。这次的伦敦炸机阴谋就是由这些“愤青”主导的。

　　张晓东：中东地区的混乱最为突出。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相比，现在中东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特点：东起阿富汗西至东地中海，多个热点（阿富汗重建、伊朗核问题、伊拉克局势、巴以问题、黎以冲突）同时并存。虽然二战结束以来中东一直都很混乱，一直都是国际政治中的热点，但像最近半年多来那么多热点问题同时并存的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应该说，“9·11”事件后美国的中东政策是这种乱局的巨大外部刺激因素。之前，美国的中东政策以地区稳定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美国在中东寻求控制权——控制局面但并不刻意颠覆现政权。“9·11”后美国政策的基点发生了变化，它试图通过军事打击和推广民主来改变中东基本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状况，以实现对它而言更好、更持久的目标。本来中东地区就矛盾重重，集中了种族、宗教、教派、领土等所有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动乱因素。现在美国政策一变，不仅破坏了原先的平衡，而且触发了一系列已有的矛盾和冲突，搅动了从政府到民间、从支持民主的力量到伊斯兰极端势力等各种政治力量。

　　另外，美国政策的负面影响，如伊拉克问题的久拖不决，实际上动员了极端势力。美国自己也承认伊拉克事实上已经成为恐怖主义的吸铁石。在一个政治或社会体系中，如果每一个阶层、每一种政治力量都被充分动员，那么旧有体系的瓦解也就为期不远了。

　　金灿荣：我理解的“乱”主要指事件和形势的混乱，但现在的国际政治从结构上看并不乱。苏联解体前后国际政治的结构才称得上乱。

　　混乱的直接原因和“9·11”后美国政策不当有很大关系。“9·11”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从那以后，美国的对外政策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更多问题。中东、原苏联地区、拉美的乱象或多或少都与美国相关。可以说，美国是当前世界矛盾的焦点。

　　除了美国这个直接因素，还有两个深层因素导致了世界的混乱。中间层原因是全球化的复杂性开始显现，最近五六年来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开始突显。一是环境污染，工业化在更大范围内的扩大必然带来环境成本的上升。二是国家之间以及各国内部贫富分化的加剧引发了对全球化的不满和反弹。三是全球化导致了一些转型国家的出现，如著名的“金砖四国”（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一方面，全球化推动知识创新，创新又导致权力集中。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地位突出，除了没有竞争对手外，也是因为它的创新很成功。但全球化更多的时候导致知识扩散，而扩散导致力量均衡。那些规模大而且学习能力强的国家能从全球化中获益，学习能力弱的国家则会被淘汰。这些转型国家的发展在客观上深刻改变着全球政治格局。

　　深层原因我总结为“四个主义”、“三个阶段”。现在的世界至少是四种主义并存。一是文明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强调，现在的重要冲突大多发生在文明边界，所以西方内部应该团结一致对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也想用伊斯兰这个文明认同并通过泛伊斯兰宗教复兴来达到抗衡美国的政治目的。当双方都想用各自的文明身份实现政治目的时，文明主义就出现了。事实上现在文明冲突已经发生。

　　二是地区主义。各个成熟的地区都想推进区域合作，促进本地区各国的发展，最突出的例子当然是欧盟一体化，另外还有北美自由贸易区建设和东亚的地区主义发展。

　　三是民族主义。这在东亚和原苏联地区尤为突出。韩国和日本都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开始重新显现。为了彰显与俄罗斯的不同，原苏联地区各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增强，它们普遍推行“去俄罗斯化”。当然，美国的民族主义也很强，其他像印度、欧盟内部，民族主义也在上升。

　　四是部落主义，主要发生在非洲的“失败国家”。那里的人们发现近代以来建立的民族国家不能服务于对集体的安全利益，也提供不了对个人的生活帮助，于是纷纷回到自己原来的部落，部落主义因此兴起。

　　“三个阶段”首先是英国人罗伯特·库珀提出来的。他指出现在的世界分为失败国家（或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三类国家。上世纪60年代，所有国家对发展的定义比较统一，都认为自己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但经过40多年的发展，现在主要的西欧国家在社会形态上确实进入了后现代；中国是典型的现代国家；但确实有50来个国家已经在现代化的博弈中出局，回到前现代了，最典型的就是非洲的“失败国家”。

　　前现代国家面临的问题是生存；正在现代化的国家最符合典型的现实主义理论，追求利益最大化；后现代化国家如卢森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6万多美元，物质利益问题虽然还在，但已经不是焦点了。所以，现代国家追求物质利益，后现代国家追求抽象利益，如妇女权利、环保等。中国人现在关注的是物质利益，西方则已经跳出这个层面。其实，中国和西方的一部分矛盾就是因为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的。

　　从结构上讲，当今世界比冷战时期复杂得多，“四个主义”、“三个阶段”并存。在这个大背景下，世界体系中每个单元（主要是指主权国家）的未来都不确定。比如连美国人都在问日本 “正常国家”是什么意思，这反映了日本未来的不确定性。西方人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总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不确定性；但其实由于全球化的复杂性，现在世界政治中的每个单元（包括美国）的选择都是不确定的。反过来讲，由于每个单元的选择变得不确定，所以世界政治的结构变得更不确定。

　　阮宗泽：在混乱中，人们安全感的缺失是空前的，混乱本身也是安全感缺失的反映。正是因为缺少安全感，各种力量在塑造对自己有利的未来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美国要用它的模式改造世界；很多国家却想用自己的方式塑造未来，这就导致了冲突。过去中小国家可以躲在大国的后面，由大国为其代言，但现在它们不得不站在风口浪尖与大国针锋相对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塑造自己的未来。这种竞争是世界政治的新发展。

　　混乱还将持续

　　阮宗泽：这种乱象能否在近期有所改观？我对此并不很乐观。首先，热点问题本身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如果朝鲜再次试射导弹或者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搞核试爆，东北亚真的会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黎以停火是很脆弱的，因为最核心的问题——如何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黎以冲突今后还会爆发。伊朗也没有妥协的迹象。

　　其次，外部因素也会影响热点问题的解决。11月美国将进行中期选举，布什在目前支持率很低的情况下，为保持共和党在国会的优势，会利用这些热点问题做文章。美国对朝鲜采取像新的经济制裁之类的单边行动也不是没有可能。另外，日本马上要进行领导层交接，肯定会有政策调整。我主要担心日本新政府的对朝政策。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小心翼翼，但日本未必如此，弄不好会引发新一轮危机。

　　张晓东：中东的乱局会长期存在下去。我们都已清楚，伊拉克的稳定遥遥无期，巴以之间要解决它们的分歧也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伊朗核问题由于涉及到伊朗和美国的核心利益，双方的回旋余地都不是很大。不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国家安全出发，美国都不会容忍伊朗搞核武器；而在目前的形势下，伊朗发展核武器是确保自身安全的最佳手段。黎以停火是暂时的，因为一些最为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在阿拉伯人看来，真主党是抵抗以色列占领与侵略的力量，在黎国内的政治格局中也有一席之地，是个合法的政党，所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极为困难。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东地区的乱是常态，稳定或不乱是变态。

　　金灿荣：美国人认为未来世界各地的事态都会变得愈发严重，美国的包袱会越来越重。东北亚是美国一个重要的关注点。美国战略界在2004年就达成共识，认为未来有能力挑战美国的国家只有中国，但因为别的地方老出事，所以它现在无法全力对付中国。美国有心将其军事力量的重心从欧洲转向东亚，但中途却被中东的混乱给“拦截”了。

　　中国外交机遇与挑战并存

　　阮宗泽：当前乱象的背后并没有大国的直接对抗或对峙，这对中国而言是非常有利的。中国本身不会卷入这些乱局或与其他大国对抗，而是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重要力量。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要。由于没有大国的对抗，而大国围绕乱象的合作又在增加，所以中国还有相当的空间和其他大国搞好关系，如通过地区热点上的合作，增加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筹码。

　　但这些乱象也对中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首先，中国的利益边界出现很大的变化。例如，确保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已经成为外交部的重要工作。乱象一发生就需要撤侨，这就是利益边界发生变化的结果。其次，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战略资源所在地。中东、原苏联地区、拉美、非洲的一部分地区都和战略资源结合在一起。对中国来说，如何确保能源来源地的和平与稳定以及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畅通，是个严峻的问题。第三，对外经贸往来增加了中国与外界的相互依存度，但同时中国经济的脆弱性也增加了。相互依存并不总是带来合作，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往往导致脆弱性的上升。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远远超过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国际油价攀升，这都使我们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也使我们必须关注全球化和其他大国的经济走势。最后，在传染病、公共卫生和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挑战也是很严峻的。如“非典”的跨境传播一度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就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