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学大师为何不多

　　中国数学家与菲尔茨奖无缘

　　本届大会，菲尔茨奖获得者一共有4名，他们是：俄罗斯的格里戈里·佩雷尔曼和安德烈·奥昆科夫、法国的文德林·维尔纳、澳大利亚的华裔数学家陶哲轩。但是，登上主席台领奖的只有3位获奖人，俄罗斯的格里戈里·佩雷尔曼没有露面。

　　国际数学家联盟主席约翰·鲍尔在大会上说：“我们遗憾地告诉大家，佩雷尔曼拒绝前来领奖。”这位俄罗斯的数学怪才正是因为找到了破解百年数学难题庞加莱猜想的钥匙而获得菲尔茨奖的。一位出席大会的数学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佩雷尔曼现在可能失业在家，在圣彼得堡靠他母亲每月的退休金生活。

　　究竟谁破解了“庞加莱猜想”？

　　《环球时报》记者从会议主办方了解到，出席会议的有来自126个国家的近4000名数学家，但却没有几个中国面孔。记者了解到，受邀在大会上作1个小时报告的20名数学家中有12人来自美国，3人来自法国，日本、西班牙、以色列、丹麦、意大利哥各1名。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陈志明研究员将作45分钟邀请报告。他是唯一一位获邀作报告的中国内地数学家。

　　记者在会场里四处搜索，好不容易找到了四五位中国的数学家。但当记者问起有关庞加莱猜想的问题时，他们立刻显得有些紧张，都不大愿意深谈。一位来自北京的数学家告诉记者，曹怀东先生也来了。他就是被华人数学家丘成桐宣布“封顶”庞加莱猜想的两位中国数学家中的一位。会议结束后，记者找到曹先生，请他谈谈看法。他很低调，只微笑着说：“美国的汉密尔顿对庞加莱猜想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并且发展了一整套方法。为破解这个猜想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有两人个人，一个是汉密尔顿，一个是佩雷尔曼。所以我们说，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研究。”

　　作为舆论焦点的庞加莱猜想是法国数学家庞加莱于1904年提出的，是国际数学界最为重要的猜想之一，美国克莱数学研究所曾悬赏100万美元求解。。它的内容是：任何一个封闭的三维空间，只要它里面所有封闭曲线都可以收缩成一点，这个空间就一定是一个三维圆球。

　　今年6月，国际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宣布，中山大学朱熹平教授和旅美数学家、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曹怀东成为破解庞加莱猜想的“最后封顶者”，这个消息让中国人感到非常振奋。但很快就有国外媒体报道说，俄罗斯的佩雷尔曼对证明这个猜想做的贡献最大，中国的数学家只是填补了细节的证明。《华尔街日报》7月份的一篇文章把丘成桐和中国媒体的行为称作“猴子扳手”，即为了得奖而不择手段地故意捣乱搅局。《纽约时报》也对丘成桐主编的数学杂志抢时间发表“封顶”文章的反常做法提出质疑；《自然》杂志文章还十分不满地写道，中国媒体有关“封顶”的评论，甚至连佩雷尔曼的名字都不提。

　　相对于媒体的热炒，中国数学界比较冷静。朱熹平、曹怀东两位当事人也很低调。为了躲避记者的采访，朱熹平甚至一直关闭手机。在22日下午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学术报告会上，在破解庞加莱猜想上起到关键作用的美国数学家汉密尔顿说：“庞加莱猜想在集体的努力下已经克服了最后的难题，中国数学家在庞加莱猜想方面的工作非常出色。”

　　中国数学界的浮躁病

　　“中国科学家最终破解庞加莱猜想”在国内迅速掀起一股热潮，却又在学术界的冷静以及国外媒体的质疑中逐渐沉寂下来。这股热潮也反映出了国人的一种期待。在这次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数学家又没有拿到菲尔茨奖。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中国数学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差距的一个明证。有关中国数学研究的各种反思实际上已是一个老话题了。

　　中国科学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院士告诉记者，中国在数学研究领域投入的经费和硬件设备已经可以和发达国家相比，但现在能够静下心来做研究的人不多，“身边的很多人都很浮躁，急于出成果，发表论文”。这位院士认为这种浮躁氛围一下子很难扭转，因为它有一定的惯性。但国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北京大学和中科院也在采取措施抑制急功近利的做法。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保继光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与西方高等学府动辄几百年的历史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历史，特别是走上正轨的历史不长，如何在中国办好高水平大学，培养一大批学术领军人物是时间问题、经费问题还是机制问题，大家还在探讨。保教授认为，中国高等学府现行的考核机制也不利于数学大师的涌现。在中国大学中，教师考核、评职主要是依靠论文发表篇数和所发表的刊物等级。当年的研究成果直接与津贴挂钩，没有成果的教师甚至面临缓聘或转岗的可能。这种做法表面上是为了提高教师的研究积极性、监督其科研进程，但实质上是学校对教师不够信任，而且产生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导致了学术界急功近利的倾向。

　　保教授指出，30岁左右的研究者面临着前两代人从来没有面临过的压力——物质压力，刚刚走上研究和教学岗位的年轻人正属于“三高”一族，不断上涨的房价、医疗费、子女教育费用的现实让相当一部分人无法维持平静超脱的研究心态。整天琢磨如何买房、买车、养孩子等生计问题，还能静心在书斋之中吗？社会上的浮躁之风必然会吹到学术圈中，在新生代研究者身上产生的负面效应会随时间逐步显现出来。

　　如何使中国成为更多的数学大师的摇篮？保教授认为，不同等级的学校应该着眼于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用阶梯式教育体系全面覆盖人才需求，比如一些学校的教育目标定位在普遍提高全民素质，而另一些就该将力量放在重点培养精英型人才上。高水平的研究型学术机构应该把研究大问题的学者、甚至是“怪才”当作培养目标，在“象牙塔”的顶尖给“大师”留一片肥沃的土壤。

　　家长对数学的“热爱”有点走样

　　中国学生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表现突出让国人对数学界倾注了更多希望。不过，对于目前国内还在继续的奥数热，专家们已经提出了各种批评和建议。

　　保继光教授认为，如果单纯地以中国青少年在国际数学竞赛上的突出表现而断定中国青少年的数学水平、甚至数学研究素质大大超出别国的同龄人，这样的结论有失偏颇。因为中国比起西方对考试和竞赛要重视得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即使是在海外生活多年的华人华侨，也比当地人更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参加各种竞赛。中国人对考试和比赛特别“有一套”，通过研究过往题型、揣摩出题思路、题海战术等将中国年轻选手打造成“竞赛专家”。国内曾经风靡一时的奥数班因为充满争议而被叫停，原来的奥数班却换个名字继续存在。迫于升学的压力，家长们仍在不断送孩子们去读这样的班。

　　“中国必将成为数学强国”

　　也许这些问题并不是奥数本身的问题。一位长江学者告诉记者，“现在批评奥数竞赛的人很多，其实，这次获得菲尔茨的就有两个数学家曾经是奥数金牌得主。我们培养人需要一定时间积累。中国有这么多奥林匹克数学金牌得主，这是一件好事情，将来一定会有人成为数学大师。”在这位学者看来，中国数学研究原来只是一些点上有些成绩，现在整个面即综合实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规定的十几个领域，都有中国数学家留下的痕迹。“中国必然会成为数学强国，”他说，“舆论应该给科学界的一个时间、用宽容的心态，平常心看待，如果把中国数学比喻成一个孩子的话，请给他一个成长的空间。”

　　国际数学家联盟前主席路德维希·法德夫也十分看好中国的数学研究。他说，“你们种下了树，并且让它成长，在不久的将来便可以得到果实。我还可以断言，10到15年之后，中国在数学上的地位将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重要。中国的数学家正在酝酿着从‘量变’到‘质变’的强大力量。”

　　但记者接触的一些大学数学教师却反映，不是我们的奥数金牌得主不能成为数学大师，而是他们要么是一进大学就换别的专业，要么是毕业后就会“改行”，就业和收入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各种诱惑也让他们难以安心做研究。那位长江学者认识两位中国的奥数金牌得主，在美国大学毕业之后，他们拒绝了数学研究机构的邀请，跑到华尔街炒股票，现在已经赚了很多钱。

　　对于“数学大师”这一提法，不少中国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告诉记者，现在对于数学大师的定义往往根据是否获得了国际大奖来衡量，这是不客观的。中国人不一定非要跟着外国人跑，总用外国人的方法来解决外国人提出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应用数学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的数学研究应该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为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提供更好的工具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