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与资本成熟的国家，风险投资被称为经济动力的“孵化器”，既是科研成果向社会生产力转化的“沃壤”，也是保持综合国力领先的“源泉”。尽管风险投资在我国已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它在实施过程及人们的认识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如果不认清这些问题，风险投资这一极具市场前景的事业将有可能陷入发展的困境。
风险投资业最先在美国兴起。据《美国风险资本杂志》统计，1979年到1985年美国
风险投资从25亿美元增加到115亿美元，1995年达400亿美元，其中70%投向了高技术产业。日本到1986年已有风险投资公司1800多家，风险投资总额超过9000亿日元。1995年7月，日本大藏省又决定建立“创业投资市场”，用以支持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小风险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在欧洲国家中，英国的风险投资起步最早，发展也最快。1979年英国风险资本投资额仅2千万英镑，而到了1994年则骤升至20.74亿英镑。与此同时，德国、法国等国家也都在纷纷发展风险投资业。
中国的风险投资起步较晚。1985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对于变化迅速、风险较大的高技术开发工作，可以设立风险投资给予支持”。这一决定使得我国高技术风险投资的发展有了政策上的依据和保证。同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了我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风险投资公司，标志着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创立。
我国的风险投资业由于刚刚起步，还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资金来源渠道有限，风险投资规模不足。国内的风险投资机构，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部门。由于政策方面的限制，没有充分利用包括个人、民营企业、金融机构、外资等力量来共同构筑一个有机的风险投资网络，自然难以形成大规模的风险投资。（二）报酬机制不合理，风险与收益不匹配。目前我国的大部分风险投资企业由各级政府组建，其组织形式和运行模式并未完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其结果是：一方面，风险投资机构不独立，不能以市场机制为导向，权责不明确；另一方面，风险投资机构不能取得与其所承受的风险相匹配的收益，风险资本初始提供者的利益得不到保证。（三）缺乏有效的撤出手段。风险投资的出口即风险资本最终的变现场所和撤出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风险投资对投资者是否具有吸引力，以及风险投资机制的运行能否流畅和持久。由于我国目前证券、股票等产权市场还不完善，产权流动不畅，创业板上市、柜台交易、兼并收购等风险资本变现的重要方式都还没有成为风险资本撤出的途径，因而风险投资的绝大部分滞留在被投资企业中无法撤出。另外，我国民众金融意识和风险意识普遍不强，更缺乏富有远见卓识的专门投资人才。
以上诸多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三条：第一，政策法规不健全。在风险投资中，政府的作用除了资金投入外，更重要的是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予以扶持、规范和监控。第二，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不完善。完善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是风险投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而这正是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主要障碍。第三，缺乏健全的风险投资机制。利用风险投资来促进高科技的发展从而增强民族经济的竞争力，需要一整套完整、健全的机制来保证，而我国保证风险投资活动顺畅运行的人才、政策、金融、市场等条件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成熟与完善。
那么，怎样才能发展中国自己真正的风险投资业呢？首先，要实现风险资本来源多元化。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发展独立的民间风险投资基金，是解决风险资金不足的最有效的途径。政府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参与科技风险投资。同时，逐步放宽对保险基金、养老金等金融机构投资的限制，允许其进行风险投资；引入海外风险资本。其次，政府要有选择地参与风险投资。政府有选择地参与一些风险投资项目，以引导和鼓励风险投资是必不可少的。今后政府在参与投资方面，应特别注意发挥带动和放大的作用，即以政府少量的投入带动更多的其他资金的投入。第三，要完善法律制度环境。风险投资是具有高风险和高收益特点的投资领域，健全而有效的法规是不可缺少的。国家应尽快修订现有的法律法规，建立比较完整、系统的风险投资法律体系，为风险投资创造良好的外部法律环境，同时还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与执法。第四，要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政府可逐步尝试在所得税和流转税等方面对高新技术产业实行税收的优惠政策。如对个人在风险投资方面的所得实行减免，并辅之以灵活的投资损失冲抵政策；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对高科技企业购置的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税金予以抵扣。第五，要完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上市标准较高，建立一个较低成本、较低上市标准的创业板市场势在必行。利用创业板市场，全面加快风险资本的退出渠道建设，产生一个高回报的示范效应。第六，要加快人才的培养与引进。风险投资对人才的素质要求很高，除了要加强高校师资投入和课程更新之外，我们还可与国外一流的风险投资家长期合作，逐步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风险投资家。（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