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口亮起了红灯，自然增长率一直在8‰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总量已接近极限！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郑志国在《2006年广东省情调查报告》提出，一些高收入者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的超生问题比较严重，经济处罚对他们没有约束力，行政处罚也不适用，对这类行为要追究刑事责任。（8月25日《南方都市报》）针对富人专门设置一个富人超生罪，是违背
法制精神的。假定超生上刑法，那么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穷人和富人超
生都应该受到刑法的处罚，岂有只针对富人设立刑法的道理？超生违法，违反的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岂能把违法上升到犯罪的高度？不论如何，繁殖后代是够不上坐牢的处罚的。
富人超生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方面是富人有钱缴纳处罚费。2002年开始实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引入了社会抚养费这个概念。在广州，超生一个要缴纳上十万的社会抚养费，但这样的费用对富人阶层来说可能是“毛毛雨”，因此，我们要改进的是对社会抚养费的处罚额度，比如按富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来处罚。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扪心自问，我们的处罚措施是否得到了强有力的贯彻执行？这里面有没有以人情代替处罚，或私下交易的行为？
提倡把超生问题刑法化，折射出的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思维，这种思维追求的是管理结果，忽视了管理过程的人性化，忽视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2004年，我国出资2.1亿奖励计生家庭，这种新形式的计划生育尝试，得到了百姓和专家的广泛好评，计划生育工作也因此告别了以往那种简单粗暴的形式，凸现出温情脉脉的一面。有惩罚，也有奖励，有威严，也体现人性，这样的举措从效果、从社会意义上说，不都强于那种坐牢至上的懒汉思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