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刑法化是急功近利的思维

　　来信/来论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郑志国在《2006年广东省情调查报告》中提出，一些高收入者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的超生问题比较严重，经济处罚对他们没有约束力，行政处罚也不适用，对这类行为要追究刑事责任(《南方都市报》8月25日)。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超生罪，更没有富人超生罪，希望针对富人专门设置一个富人超生罪，是违背法制精神的。我国新刑法有三大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假定超生上刑法，那么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穷人和富人超生都应该受到刑法的处罚，岂有只针对富人设立刑罚的道理？不论如何，繁殖后代是够不上坐牢的处罚的。

　　实际上，我们对富人超生并非毫无办法。富人超生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是富人有钱缴纳处罚费。2002年开始实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引入了社会抚养费这个概念，在广州，超生一个要缴纳上十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去年，广东增城市成功对一名超生者征收了36万元的社会抚养费。但这样的费用对富人阶层来说可能是“毛毛雨”，因此，我们要改进的是对社会抚养费的处罚额度，比如按富人的可支配收入比例来处罚，富人资产500万，假定比例是50％，那么富人超生一个就要缴纳250万元，用经济手段来调节生育，这是符合诺奖得主美国人贝克尔的理论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扪心自问，我们的处罚措施是否得到了强有力的贯彻执行？这里面有没有人情代替处罚，或私下交易的行为？

　　把超生问题刑法化，折射出的是一种简单粗暴思维。2004年，我国出资2.1亿元奖励计生家庭，计划生育工作告别了以往那种粗暴的形式，凸显出温情脉脉的一面，有惩罚，也有奖励，有威严，也体现科学性人性化，这样的举措从效果从社会意义上说，不都强于那种坐牢至上的懒汉思维吗？

　　欧木华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