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富人超生判刑是“刑罚迷信”

　　广东人口亮起红灯，自然增长率一直在8％。以上，总量已接近极限。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郑志国在《2006年广东省情调查报告》提出，一些高收入者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的超生问题比较严重，经济处罚对他们没有约束力，对这类行为要追究刑事责任。

　　此前，新华社曾这样报道过富人的狂妄：广州一名大腹便便的孕妇在丈夫陪同下，

　　然而，主张对富人超生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却是“刑罚迷信”的一种体现。刑罚是国家的利器，也是一把双刃剑，不可轻易地祭出，否则不但不能达到目的，而且很可能伤害公民的人权与损害国家权威。

　　刑罚是针对实施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的人，是一种最严厉的制裁措施，是在采取各种民事、行政措施都无效的情形下，对社会进行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因而，对某一行为必须以刑罚加以制裁时，必须首先考虑其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超生问题上，尽管超生对于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会造成严重影响，但单个公民的超生却不能说具有多大的社会危害性。而且，对富人超生处以刑罚，对穷人超生不处以刑罚，这显然有失公平。此外，对某一行为必须以刑罚加以制裁时，前提是必须考虑这一行为是否穷尽其他手段都无法奏效。在这个问题上，我倒是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我们的法律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经济处罚、宣传教育等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刑罚设定也必须考虑到刑罚实施的可行性。如果对某一行为要加以刑事处罚，就必须考虑这种处罚可能制止行为人继续实施这种行为。对于富人超生的现象，如果富人不怕经济上倾家荡产，我相信他们也不怕刑罚，照样超生不断，就跟穷人滇沛流离也要做超生游击队一样。

　　在我看来，除刑罚制裁外，对于富人超生并非无计可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超生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那么，在缴纳社会抚养费问题上，鉴于经济处罚相同的数额对于穷人、富人震慑力并不相同，因此可实行比例性缴纳办法，就是对于超生的公民依法实行按其财产的比例交纳社会抚养费，对于超生多的，比例也相应调高。如此，经济处罚对穷人能起到震慑力，对富人同样能起到震慑力。

　　近年来，每当我们遇到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老板欠薪、暴力袭警，一些学者、官员总是要求增加罪名，加大刑罚力度，“刑罚迷信”一度非常盛行。这种现象反映了社会浮躁的心态，妨碍了人们深入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卢俊说，迷信刑罚总是政府无能的表现。如果我们一味地迷信于刑罚，就可能忽略其他一些更为有效措施的采取，这与建设勤政的政府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作者系江西赣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客座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