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外国摄影家镜头下的成都

　　王 渭

　　弗里茨·魏司：记录成都历史的外交官

　　我的目光停留在一幅题为《五台山龙泉寺汉白玉牌坊》的摄影作品上，在成都即将举行的第28届FIAP 黑白摄影双年展中，这幅由中国军旅摄影家宋举浦用国产沙慕尼20×24英

　　弗里茨·魏司用镜头记录下的当然不仅仅是牌坊之类的建筑，他还用镜头忠实地为我们记录下了百年前老成都的许多珍贵瞬间。在1907年至1914年的七年中，弗里茨·魏司利用担任德国驻重庆总领事馆派驻成都官员的机会，详尽考察了成都的城镇乡村和山川风物，并将他所到之处的现实定格在照相机里：热闹的青羊宫花会，繁忙的锦江码头，省城高等学堂意气风发的学生，军纪严明的中路军兵丁，赶场的农人，淘河沙的民工，被押解的囚犯，土地庙前的农家小孩，川西田野上的牧童，有钱人家的童养媳，少城宁静的黄昏，古镇洛带的风情，锦江边的打鱼船，水碾磨坊，巍峨的庙宇，朴素的农家小院，奔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滑竿……这些林林总总的人和事、景和物，组成了一个伟大的影像，它们奇迹般地复活了百年前老成都的历史风貌，那些充满喜怒哀乐、饱含生活激情的先人历历如在目前。这些生动的影像、真实的历史瞬间，对于我，对于每一个成都人显得尤其珍贵。

　　恩斯特·柏石曼：建筑师的四川情结

　　就在德国外交官弗里茨·魏司用镜头记录成都的同时，他的同胞、建筑师恩斯特·柏石曼不远万里也来到了成都。他是1908年夏天翻越秦岭进入四川的。他在成都停留了大约四个月，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建筑方面的影像。成都的文殊院、青羊宫，都江堰的文庙、二郎庙、悬索桥、伏龙观、灵岩寺，青城山的三清宫，邛崃乡村的宝塔、雅安的金峰寺……如果把弗里茨·魏司拍摄的青羊宫与恩斯特·柏石曼拍摄的青羊宫作一比较，将十分有趣，你会发现同样是青羊宫，在外交官眼里和在建筑师眼里是多么大异其趣。对于前者，青羊宫是世俗的、热闹的；对于后者，青羊宫是肃穆的、宁静的。

　　在1906年至1909年间对中国各地的建筑首次进行的全面考察中，恩斯特·柏石曼跋山涉水，穿越十二个行省，行程数万里，拍摄下了数千张反映古代皇家建筑、宗教建筑和代表各地风情的民居等内容的极其珍贵的老照片。回国后，他根据考察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连续出版了至少六部论述中国建筑的专著，从而成为这一领域首屈一指的权威。与中国的同类论著相比较，恩斯特·柏石曼要比梁思成时间更早，眼界更开阔，材料更丰富，理论更周全。在中国建筑中，恩斯特·柏石曼尤其欣赏四川乡间的那些建筑艺术形式，如民居、亭子、宝塔、庙宇等。他在《如诗如画般的华夏大地：建筑与风景》一书中这样深情地写道：“……建筑本身跟自然环境显得更为和谐。这类建筑的最完美范例可见于四川这个最美丽和最富饶的中国省份。自然与人类的勤劳在那儿所创造的景色和艺术作品和谐无比，难以逾越。山峦的高度变换，从山丘到平原的变化，丰富的河流渠道，充沛的降雨量，温和的气候，以及肥沃的土地，全都为密集的居住状况、财富和人民乐观的性格提供了先决条件。对于生活和自然的享受发展了四川人的艺术想象力，其结果就是诗歌的才能，对于色彩的特殊追求，以及赏心悦目的建筑形式……”

　　在建筑垃圾无处不在，众多城市噩梦般丧失自己历史文化记忆的今天，恩斯特·柏石曼给我们这座城市留下的老照片显得弥足珍贵。

　　二位德国人自然并非最早对成都进行考察，并留下影像的外国人。早在1905年，日本学者山川早水就对四川及成都进行了一次长达四个月的考察旅行，回国后，撰写了二十余万字并配有一百五十余幅照片的游记——《巴蜀》。1909年，该书由日本东京成文馆出版，将日本人对四川的了解推向了高潮。众所周知，清末摄影技术传入中国后，多在上流社会作为人像摄影用，鲜有将相机镜头对准当时的自然风光和社会风情，因此，书中有关成都皇城、古较场、文殊院僧人、锦江生态、万里桥与河道等照片十分珍贵。

　　路得·那爱德：大学教授的成都影像

　　然而，真正对成都百科全书式的影像记录却是出自美国人路得·那爱德之手。他和弗里茨·魏司对成都的影像记录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进行的。不知道他们二人是否认识？是否面对成都的同一个市民、同一条街道、同一辆黄包车、同一座建筑、同一片田野，曾同时按下过相机的快门？这一假设成立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在四川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前身)教授算学、化学、地质和矿物学，胸怀抱负、精力充沛的美国人，教书育人之余，常深入到成都市井及其周边地区，用他手中的相机真实地记录下涉足之地的社会风貌、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这些老照片多以成都及周边的山川风物、名胜古迹、社会情貌为主题：古皇城的楼堂殿宇、都江堰的安澜索桥、直插云天的彭州古塔、保路运动中群情激昂的集会、仪表俨然的新政军官、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玩“打铜钱”游戏的幼童、卖烤鸭的侏儒、成都北郊青龙场的集市、庙会上的老字号、青羊宫的字画市场、劝业会的颁奖仪式、店肆栉比的市街、以船为家的水上人家、祭祀耕牛的场面、甚至一株盛开在早春的玉兰花……可谓琳琅满目。

　　路得·那爱德在摄影方面的水平是相当高超的，他甚至把他的这些作品都制成了精美的照片，他希望将来有一天，能通过这些照片写一部回忆录。然而，天妒英才，来日无多，1913年4月19日，路得·那爱德便在成都的一所教会医院病逝。这位教书育人的美国人，仅凭他给成都留下的这些珍贵的影像，便足以让这座城市永远铭记。在我看来，路得·那爱德给我们留下的每一个镜头都是饱含深情的。他是“一个朴实、真诚的人”，他对成都的热爱溢于言表。也因此他对这座城市多视角、多向度的影像记录没有半点粉饰和矫情。当一百年后的今天重温这些影像记录，其中的一些画面甚至会令我们泪流满面。而在泪水擦干之后，我们或许还会再度思考：何为摄影？摄影何为？

　　历史像运载着火车前行的两条铁轨，看上去仿佛永远都不会重合，但有时又充满了温馨而令人困惑的巧合。当我准备为本届FIAP 大会写下这些粗浅的文字时，一册辗转来到我手中的有关路得·那爱德影像的书——《回眸历史——20世纪初一个美国人镜头中的成都》，却正好是献给上届(第27届)FIAP 大会的。据说，这册影像集对促成本届FIAP 大会在成都举行，产生了某种微妙的积极的影响，就像月盈月亏对潮汐的影响。对于这册影像集能肩负如此秘密而重大的使命、促成此次机缘，我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