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典范

　　今年8月17日，是邓子恢同志诞辰110周年。今天，我们缅怀他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追思他那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思想作风，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改革开放，继续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在《邓子恢传》的序言中写道：“邓子恢同志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

　　邓子恢1896年8月17日生于福建龙岩。1913年在龙岩中学读书时，秘密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1925年参加革命工作。192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他以惊人的毅力和胆识与张鼎丞等同志组织了闽西农民暴动，创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曾任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中央执委会委员，曾任财政部长、土地部代部长。红军长征时，他冲破千难万险，回到闽西南坚持斗争，是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从1938年3月起，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长。1939年5月起，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1年7月起，兼任新四军第四师政治委员。1942年11月起，任中共淮北区党委书记兼淮北军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书记、中原野战军副政治委员。1949年5月起，先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南局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1952年11月调中央工作，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9月至196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6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邓子恢还是中共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1972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1981年3月，中央给予彻底平反。

　　回顾邓子恢光辉的一生，可以说他在相当长时期内，与安徽人民有着无法割舍的血肉之情和不解之缘。从1938年4月4日，他随同新四军军部到达皖南起，到1945年11月他由豫皖边区前线赶赴江苏淮阴组建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他在安徽度过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岁月。在这期间，他先是在皖南新四军军部领导和发动广泛的抗日民众运动，正确地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之北上皖东，协同张云逸、徐海东、罗炳辉等，率新四军四、五支队，领导开辟和创建了淮南抗日根据地，并主持淮南津浦路东全面工作；接着又去皖东北，协助彭雪枫对新四军第四师进行整军建军，巩固、发展和壮大了淮北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他虽然离开了安徽，但他对淮南、淮北等根据地的恢复和重建，仍给予极大关心和支持。例如1946年12月，他与张鼎丞一起建议，并与陈毅、粟裕、谭震林会商，发起宿北战役，一举歼敌69师所属3个半旅以及敌第11师1个团共31000余人。乘宿北大捷之声威，邓子恢亲自主持华中分局会议作出决定，组成淮北挺进支队，任命饶子健为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重返淮北敌后；同时成立了中共淮南工委，负责恢复淮南路东的工作。建国后，他主管全国农村工作，对安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推行“责任田”，一直密切关注，并冒着个人受打击的政治风险，一再向毛主席保荐安徽“责任田”。这都体现出他对安徽的特殊感情和高度关怀。

　　我最初见到邓子恢是在1941年6月间。皖东北区党委在洪泽湖西岸半城镇附近孙园村的一个柏树林中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规模很大，约有2000多人参加。邓子恢到会传达华中局及刘少奇同志对开展皖北地区群众运动的指示。我也参加了那次会议，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以极其通俗生动的语言和实际工作事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斗争，改善农民生活，树立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政治优势，及其对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意义。紧接着邓子恢又在仁和集召开了四师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和团以上干部会议（这时邓兼任四师军政委员会书记）。邓老在这几次会议上的讲话都很有针对性与指导性，对加强军队建设和抗日根据地建设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时，皖东北根据地还处在初创阶段，不很巩固，我彭雪枫部在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受到国民党汤恩伯部10万多兵力的突然进攻，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有效地阻止了汤部东进。四师于五月初奉命向皖东北转移，部队中出现一些消极现象。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邓子恢亲率巡视团到皖东北视察和指导工作，有力地教育了广大干部，推进了各方面的工作。那时，我在泗东县委任组织部长，兼皖东北直属区委书记，可谓身临其境，感受很深。在这年的7月底或8月初，邓子恢还通知我去他的住地，即洪泽湖畔半城镇附近的大王庄，向他汇报直属区开展群众工作的情况。邓子恢非常平易近人，一副慈祥的长者风范，说话亲切随和。他问我是哪里人，上过什么学，在哪里参加革命，工作情况如何，完全像拉家常一样，使我很快地与他拉近了距离。当我汇报完工作情况后，他着重对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和各种群众组织，切实打好工作基础，作了非常耐心细致的、循循善诱的指示，使我一下子明白了好多深刻的革命道理。这对我后来工作帮助极大。

　　建国后，邓子恢调中央长期主持全国农村工作，我则在安徽省委长期分管农村工作，虽然和他直接接触不多，但可以说聆听他的教诲和受其影响更多更深了。邓子恢在我一生中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象，给我的工作和思想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现在回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他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极其强烈的群众观点，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他都始终坚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1941年5月他到皖东北，在行军途中，仍然抓紧深入到群众中搞调查研究。到达新开辟地区的淮宝县高良涧一带（今属江苏省洪泽县），他发现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县委书记向他汇报说，因为这一带地处洪泽湖边，物产丰富，群众比较富裕，贫雇农少，很难发动斗争。邓子恢便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到高良涧、岔河等地调查研究，发现这里虽然比较富裕，但高利贷剥削却十分严重。他就抓住这一特点，亲自组织人员上街宣传，号召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打击高利贷盘剥，成立抗日群众团体，为发动群众树了个样子。附近村庄和集镇纷纷仿照办理，迅即打开淮宝的斗争局面。5月下旬，邓子恢一行在高良涧登船，前往洪泽湖西岸。他看到岸边渔民贫困到了极点，不少男子光着腚，有些大姑娘仅以布片掩体，锅里煮一些小鱼虾赖以充饥，家中没有一点粮油，景况十分凄凉。邓子恢非常难受，慨叹素称鱼米之乡的洪泽湖，渔民的生活竟然如此贫困，说这都是内外强盗造成的，只有打倒这些喝人血的强盗，改变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人民才会有幸福的日子。他一到皖东北区党委，就同大家商量，认为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必须首先从解决农民切身利益着手，发动农民减租减息，把地主武装改造成农民武装，建立农民协会，树立农会在乡村中的权威。他要求各级地方武装马上进行改造整顿，清洗不纯分子，并商请四师军事干部充任区、乡地方武装的领导骨干。遵照邓子恢指示，我那时在皖东北直属区开展了很有声势而又扎扎实实的群众运动。在发动大多数农民参加农会的基础上，分别建立了农会、工会、妇女会、青年抗敌协会、儿童团。单独成立了民兵组织，并建立了一批持枪的基干民兵，使其成为保卫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减租减息中，在普遍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对一般地主动员他们自动减，对抗拒减租减息的恶霸地主则组织群众对其斗争，同时积极争取开明地主。例如当地很有影响的陈荫南自动减租，我们就宣布他是开明地主，经过教育考验，后来他当了边区参议长。特别是在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积极分子，对其中特别优秀的则及时发展为中共党员，普遍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这样就使根据地的建设逐步得到加强、巩固。邓子恢不但在战争时期，强调通过走群众路线，加强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在建国后的和平时期，在农村各项工作中，也一贯主张和模范地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贯彻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然要像邓老那样十分强调群众观点、群众路线。

　　二是邓子恢在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邓子恢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创始人和主持人。毛主席交代中央农村部的基本任务是：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一些时间内，把全国四亿多农民组织起来互助合作，在国家工业化的帮助下逐步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领导农村走集体化的道路，加速发展农村经济。邓子恢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他曾指出：农业合作化是一项重大政策，绝不可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应按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经济内在的发展规律进行；农业社的初级化过程要长一些，通过初级化阶段，逐步教育、训练农民学会合作生产，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为转到高级社准备好管理经验，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当他发现河北、山西等地一度出现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有贪多求快现象，以及农村推广生产技术出现强迫命令等问题时，便及时向毛主席汇报，遵照毛主席指示对各地合作社进行了两次整顿，及时克服了冒进倾向。

　　历史资料表明：从1953年到1955年春，邓子恢领导中央农村工作部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确保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但到1955年3月统计发现，全国农业合作社已猛增到67万个，大大超过了中央原定计划。其中浙江增速最猛，由3800个猛增到5.5万个。由于超速发展，带来很多问题。毛主席听了邓子恢汇报后，极为重视，指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宰羊杀猪，就是生产力暴动。”接着，毛主席提出“停、缩、发”三字方针，并和邓子恢共同安排：华北、东北一般停止发展；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其他新区可适当发展一些。据此，邓子恢与各有关省商议后作出具体部署。经过整顿，全国共收缩2万个社，巩固65万个社，促使农业合作化健康、稳步发展。“文革”中，“四人帮”攻击邓子恢砍掉20万个合作社，纯属无稽之谈。

　　1955年4月下旬，毛主席离京南巡途中，看到铁路沿线地里庄稼长势很好，又看到一些人给他提供的光讲成绩的材料，于是在回京后想着手改变一个多月前刚同邓子恢确定的“停、缩、发”三字方针，并提出到1957年农业合作化要“化”到40%%。他两次约邓面谈，均未谈拢，邓还是坚持“化”到原定的1/3为好。

　　5月中旬，毛主席召集15省市委书记开会，明确指出：“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必须加以改变，否则会犯大错误。”会后，中央农村工作部迅即着手调整合作化的发展计划，提出1956年由现有65万个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即翻半番。6月底，毛主席从外地回京，立即召邓子恢谈话，认为合作社翻半番慢了，提出要“翻一番”；邓子恢回到部里和大家研究后，认为全国农业社的现状不容乐观，还是赞成翻半番。这就加深了毛主席的不满。

　　7月31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长篇报告，严厉地批评邓子恢“像一个小脚女人”，认为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即将到来。毛主席的报告，全国响应，各地纷纷掀起大办农业合作社的高潮。原定用1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秋，只用了三年时间（从1953年算起），就“化”成功了。随后，在1958年又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三是邓子恢在身处逆境和患病中，仍十分关注中国的农业问题和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中的生产责任制问题，热心向毛主席保荐安徽责任田。对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大刮“五风”，邓子恢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明确表示反对。同时，他又抱着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去努力探索解决办法。1960年秋，他先后去山西、河北、江苏等地调查研究，最后在无锡起草了《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案），共66条。毛主席、周总理看后都十分高兴。毛主席立即批示将其作为研究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毛主席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表扬了邓子恢，并说：现在我跟你统一了，我跟你没有矛盾了。

　　1961年春，邓子恢在南方搞农村调查，返回北京时，特地路过安徽合肥作短暂停留。因为他听说安徽农村搞包产到户，由于“户”字有资本主义之嫌，改称“责任田”，想顺便了解一下情况。当他听取了曾希圣同志的汇报之后，随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似乎看到了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希望之光。后来，安徽的“责任田”受到批评，并被迫改正。这时，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为民请命，上书毛主席和邓子恢反映：他们从1961年3月起试行“责任田”，当年粮食大增产，深受群众欢迎。此时，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率领工作组，正在安徽当涂县调查“责任田”，也写信反映：“责任田把责任制和产量结合起来，农民个人利益和集体经济结合紧密了，社员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对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邓子恢读了两封信后既感到振奋，又十分沉重。他想:为什么对农业生产和农民都有利的责任田，竟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为慎重起见，他又派人到宿县符离集区调查，结论同样是责任田好。邓子恢把这些材料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时提出:“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方，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1962年7月中旬，邓子恢亲自去见毛主席，推荐安徽的“责任田”。毛主席只听不说，没有表态。

　　随后，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大批邓子恢和包产到户，并提出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邓子恢成了会议批判重点，会后把中央农村工作部也撤销了。

　　1972年秋，邓子恢在76岁高龄时一病不起，周恩来、粟裕、王震等同志都曾到医院看望他，安慰他。同年12月8日，邓子恢病情加重，10日深夜停止呼吸。邓老逝世之后，我去京开会时曾到邓老家中看望他老伴陈兰同志，表示悼念和慰问。

　　历史是无情的，但又是公正的。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和探索，我国农村工作中的一些大是大非，终于有了公论。过去给邓子恢戴的“小脚女人”、“刮单干风”、“右倾机会主义”等帽子，已被实践证明是历史的误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我国农村兴起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村改革，其先导可以说就是邓子恢所提出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责任田”办法。现在“三农”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沉重话题，而从历史上考察，邓子恢早就是中国“三农”问题的关注者、探索者，他既是这方面高瞻远瞩的理论家，又是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的实践家。杨尚昆说得好：邓子恢“将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连同他的历史功绩载入史册。”现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我们要紧密联系实际，认真学习邓老关心群众、求真务实，坚持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勇于探索，开拓进取，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大业不断推向前进。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邓老风范，山高水长。邓子恢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