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刑责“富人超生”能精确制导吗

　　广东人口亮起红灯，自然增长率一直在8‰以上，总量已接近极限。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郑志国在《2006年广东省情调查报告》提出，一些高收入者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的超生问题比较严重，经济处罚对他们没有约束力，行政处罚也不适用，对这类行为要追究刑事责任。（8月25日《南方都市报》）

　　今年3月21日，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做客中国政府网时，就有网民问：“富人、名

　　事实上，在郑志国教授提出对富人超生要追究刑事责任之前，张维庆也曾提出要修改刑法，以打击“富人超生”现象。问题是，如果出台了刑责“富人超生”的法律，就能够精确制导、准确打击到超生的富人么？

　　富人超生的方式很多，如伪造孩子天生疾病的证明、利用高科技借腹生子、假离婚多生合法化、花钱“买”二胎准生证、到香港、国外去生小孩等等。这些超生方式隐蔽深、躲藏快、手段高、查处难、代价大，且在钻现行法律的空子，能否抓住“富人超生”的“辫子”显然任务艰巨。而如何准确界定“穷人超生”与“富人超生”更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一旦界定不准确，伤及的恐怕还是多数的超生穷人。

　　富人们既然能通过钱来伪造证明、假离婚、买二胎准生证，恐怕也能通过钱免去刑法的惩处。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警方对该镇11名涉嫌私挖滥采煤矿者，以涉嫌盗窃罪实施刑事拘留。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此前不少小煤窑主以每天支付百元“工资”的方式，雇“替身”顶替自己“坐牢”。（8月25日《工人日报》）私挖滥采煤矿者都能逃脱刑责，超生富人在面临刑责时，一番运作之下，恐怕还是能逃脱处罚。

　　事实上，按照我国新刑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如果超生要追究刑事责任，穷人超生和富人超生都应该受到刑法的处罚，专门对富人采取刑事处罚措施，是违反法律精神的。通过刑责来追究超生的责任，在法律史上并无先例，也是不科学的。因此，专门追究“富人超生”的刑事责任，是不现实的。

　　在我看来，要遏制“富人超生”，除需要计生部门认真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杜绝权力寻租、“剥夺”富人超生的特权外，还需要相关部门予以积极配合，通过其他法律手段对伪造证明、借腹生子、假离婚等富人超生方式予以打击，堵住富人超生的漏洞。同时，也可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的社会抚养费具体化，通过巨额罚款的方式，给予富人们严厉的惩罚。

　　在没有“穷尽”一切非刑责手段来遏制富人超生之前，若出台一项毫无“精度”的法律来追究富人超生的责任，是危险的，它带来的社会影响将比富人超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