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记者讲述在伊拉克被绑架82天的人质生活

　　担心、害怕、绝望、希望、艰难求生……

　　本专题文字廖嘉晋

　　

　　▲12006年1月7日，我在巴格达准备采访当地一位逊尼派政客时，突然遭到一伙武装分子的绑架，从此开始了长达82天的囚禁生活。

　　

　　▲2他们把我带到一个绑匪的家，给我端来鸡和饭，还问我平时吃什么早餐，什么时候吃，还让我看电视。看上去他们对我还算客气，但实际上我就像在接受考试一样，生怕回答错一个问题而惹来杀身之祸。

　　

　　▲31月下旬，我又被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已经是我呆的第六个地方了。他们频繁转移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因为一架直升机从头顶飞过，可能是因为晚上听到狗吠声很厉害，也可能是因为有美军在附近巡逻。

　　

　　▲4和我住在一起的还有绑匪的妻子安姆·阿里和她的孩子们。有一天，安姆的丈夫自豪地宣布，她的妻子过几个月就要充当人体炸弹！

　　

　　▲5卡拉尔是看押我的其中一名绑匪，他告诉我他今年26岁了。刚来的时候他还是单身，后来被安排和一个13岁的女孩结婚了。他不知道什么是e-mail，也没见过电脑，看到人家用罐头刀他也会现出满脸的惊讶。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心智未成熟的男孩，但乐于向我发号施令。

　　

　　▲62月下旬的一天，绑匪告诉我一个噩耗，他们杀了一名阿拉伯卫星电视台的记者。我的心都要碎了。

　　

　　▲7一直以来我都在自己骗自己，以为有些日子还过得挺快乐，实际上我已经在外漂泊了3个月，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都离我越来越远。我受够了！“放我出去！”我尖叫着，当然，只能在心里。

　　

　　▲8绑匪把100美元钞票放到我的手上，还拿出一个小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条金项链，还有个吊坠。这是我的东西。3月30日，我终于获释了。

　　2006年1月7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自由记者吉尔·卡罗尓在巴格达被逊尼派穆斯林武装组织绑架。接下来的82天中，她被蒙上眼睛，来回穿梭于至少6个地方。担心与害怕、猜疑与被猜疑、希望与绝望，偶尔还会冒出想了解这些绑匪内心世界的念头……在这些情绪的伴随下，卡罗尔度过了她一生中最难捱的82天。3月30日，在各方斡旋下，卡罗尔安全获释。

　　8月14日起，卡罗尔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刊登连载，向人们讲述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本报上期（8月20日）已经刊登了该文的前4部分《绑架》、《转移》、《录像》、《人弹》，本期将继续为您奉上这段精彩故事的其余部分。

　　“基地”

　　在我心里，恐惧感随之不断上升。他们都是扎卡维的人！而我是一个美国人！我再一次感觉到，我没有生还的可能了。

　　在我被绑架第一周后的某个下午，我被带到阿布格莱布监狱附近的一所房子里。绑匪们让我看一些DVD，内容是关于他们所发动的“战争”。据他们的统计资料说，他们每天都会杀死数十名甚至上百名美军士兵。他们说，“基地”组织在伊拉克总共杀死了超过4万名美军士兵。

　　那些DVD都是讲阿拉伯语的，其中还配有调门深沉的伊斯兰“圣战”组织音乐。其中一段影片介绍了准备参加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的武装分子，他们脸上露出欢欣的表情，正列队上车。另一段影片中是一辆美国军用吉普车爆炸的场面，还配有雷鸣般的掌声。

　　对于像阿里这样的绑匪来说，这就是他们的使命，是他们寻求“正义”的途径，是他们为真主所尽的“义务”。我觉得，他们让我看这些录像，是要传达一个信息：他们十分痛恨美国人，他们为这些袭击感到自豪。

　　像这样的人，他们怎么会不把我杀掉？

　　在这段苦难岁月的开始阶段，我曾经抱有这样的希望：这些绑匪都是些缺乏经验的新手，他们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他们会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安，然后，他们就会放了我。我知道他们是伊拉克人，这是个好消息。因为只有外国的武装分子———例如约旦人扎卡维———才会把人质斩首。他们是一个小型组织，据他们所说，他们的主要攻击对象是那些占据了逊尼派控制区的美军。

　　但过了一个星期———大概就是他们让我看DVD的那个时候———我开始感觉到，他们并非善类。

　　在电力供应正常时的宝贵的几小时里，他们会播放卡式录音带，里面传出愤怒的声音，说的是传统的阿拉伯语，我只能听懂少数几个词，比如“美国”、“以色列”和“占领”，不过其中表达的意思是十分清晰的。“你知道那是谁吗？”有一次一名守卫问我，“他就是扎卡维。他是个好人吗？你觉得他怎么样？”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不过在我心里，恐惧也随之不断上升。他们都是扎卡维的人！而我是一个美国人！我再一次感觉到，我没有生还的可能了。

　　绑匪

　　为了博取绑匪的同情，我会逗他说话，要他教我阿拉伯文。我的态度显得很友好，不过后来我发现，这种交流方式放到如此保守的文化中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我的态度使他变得过于自信了。

　　卡拉尔很年轻，身材浑圆，看上去是刚刚加入“圣战”组织的，和其他年长的成员相比，他不记得太多的《可兰经》内容。有时候他会趁没人在时偷偷地去看音乐电影频道的那些女人。他的表演欲也挺强，偶尔会手舞足蹈，耍出几招笨拙的中国功夫来。哈桑则比较年长，他是个运动健将，对“圣战”组织充满热诚。他看上去挺能打，虽然跟卡拉尔一样，他也爱看《猫和老鼠》这部动画片。他无聊的时候就会跑到楼梯上，拿着自己的手提电话，扮成好像是在清真寺的讲坛上做演讲一样，之后又重新听自己的“演讲词”录音。

　　这两个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充当我的看守。他们的上司是阿梅德，诺尔的其中一名得力助手。阿梅德是一名伊斯兰学者，他把基辛格的自传翻译成阿拉伯文，那时候他正在读卡内基的书。

　　卡拉尔和哈桑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人，但他们彼此之间都以兄弟相称。组织里有些成员比较聪明，有些人看上去很危险，多数人则给人以诚恳的印象。有些人挺有同情心，有些人还受过教育。据我所知，所有的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伊拉克人。

　　随着我被囚禁的日子越来越长，卡拉尔和哈桑也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安。看守人质的任务令他们感到很厌烦，对我也越来越小气，管束得越来越严。与此同时我也越发变得失望、害怕和愤怒。我觉得我快要失控了。我们都像被锁在笼子里的动物一样绝望。

　　卡拉尔声称他参与了绑架我的行动，但我的确对他没有印象。他告诉我他今年26岁了。刚来的时候他还是单身，后来就被安排和一个13岁的女孩结婚了。他不知道什么是E-mail，也没见过电脑，看到人家用罐头刀的时候他也会现出满脸的惊讶。有段时间我们相处得还不错，不过总体而言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心智未成熟的男孩，乐于向我发号施令。为了博取绑匪的同情，我会逗他说话，要他教我阿拉伯文。我的态度显得很友好，不过后来我发现，这种交流方式放到如此保守的文化中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我的态度使他变得过于自信了。有一次我的头巾松了，我正要重新把它绑好，他却喝令道：“把头巾脱下让我看看！”他的态度非常认真。我知道这在伊斯兰国家是一种禁忌，于是坚持不肯。最后他终于离开了，不过隔段时间就会回来看看。我就静静地坐在那里，不看他一眼。

　　哈桑看上去则要成熟很多，我估计他大约32岁左右，结了婚并有孩子。他身材很好，据他自己说他以前是当健身教练的。我总觉得他像是在萨达姆的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里服过役的。一开始我觉得他是伊斯兰“兄弟”里面最有同情心的一个了，看上去也比较理智。

　　伊斯兰“兄弟”之间的地位并非平等，哈桑经常会把卡拉尔当做学徒那样对待，教他清理枪膛，让他记得把弹夹退出来。这对我的确是个好消息，因为卡拉尔总爱把枪口对着我来开玩笑。卡拉尔总是宣称自己要当个“圣战”组织的英雄人物，他会拿起绑匪爱用的那种阿拉伯头巾，披在身上，大声宣布要与美国人战斗。这时候哈桑就会像一个老师对付调皮的学生那样，不理卡拉尔的反抗，把他的头巾脱下来。毕竟，穿着这种装束上街，就等于跟美军说“我是武装分子，向我开枪吧”。

　　逃跑

　　每时每刻他们都对我进行严密监视，而且我经常被转移到不同的地方，即使我要逃跑，也不清楚该往哪个方向逃。

　　从一开始我就在考虑逃跑的事情，并且尝试做过详细的计划。在其中一个囚禁地点，浴室里面有个6英尺高的窗户，我踮起脚就能够看到外面。我试过往外看了两三遍，屋外是一大片杂草坪，后面是一排排棕榈树，一直延绵到远处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在那里，会有不计其数的美军士兵。

　　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后的一天，一名守卫在早餐后对我说：“有人告诉我，昨天你透过浴室的窗户朝外看。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又黑又冷的地下室，你不听话的话就把你扔进去。”接着，他们又把卧室和浴室的窗户都用油纸封好，不让阳光透进来。这件事对我的士气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每时每刻他们都对我进行严密的监视，而且我经常被转移到不同的地方，即使我要逃跑，也不清楚该往哪个方向逃。逃跑似乎已经变得不可能了，所有关于未来的美好计划———结婚、生孩子———都已经在离我远去。

　　(在吉尔被绑架的三个月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编辑们主动充当起绑架案的调查人员，绞尽脑汁为营救吉尔制定合适的策略。他们收集了过去一些被绑架人质事件的资料，试图寻找出其中的一些规律。有一名澳大利亚人被绑架后，他的朋友们在案发地点附近张贴寻人启事。他们决定采纳这个方案，并且要更进一步，在电台和电视台也发布相关信息。这些寻人启事的主题大致是“吉尔是一名热爱伊拉克人民的记者，她需要你们的帮助”。

　　不过，他们也深知这种方式其实是如履薄冰。一方面，他们希望把吉尔塑造成一个与伊拉克人民友好的形象，希望有人能向他们提供有用的信息。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这样会使吉尔变成一个很有价值的人，绑匪也许会提高勒索的要求，甚至提早把她杀掉。）

　　有一天，匪首“黑眼睛”来到我面前要跟我说话。我依旧是低着头，连动都不敢动。他开始跟我介绍起扎卡维的情况。“扎卡维是个好人，是我的好朋友。你见到他也会这样想的。”他温和地说。不过接下来他告诉我，扎卡维现在已经不是“基地”组织的领导人了，他自己开创了一个新的组织，叫做“圣战者协商委员会”。因为美国人一直说伊拉克“圣战”组织是由一个外国人来领导，于是他们就要求扎卡维让出位置，让一个伊拉克人来当领导。扎卡维同意了，让一个叫做拉希德的人来充当“圣战”组织的新头目。

　　“你知道拉希德是谁吗？”他问我。

　　“不知道。”我回答。

　　“我就是拉希德。”他说。

　　我顿时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中。他就是那个爱把人质斩头的扎卡维的好朋友？甚至是他的新上司？我感到惊恐而又迷惑。

　　不过，接下来的日子我发觉，扎卡维其实还是以一种领袖的姿态出现的，他还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我多次听到他们说由于得到扎卡维的命令，所以要改变计划。有一次我还听到他们说，这次的事情“不要用金钱和屠杀来解决”。

　　有一个晚上我正在熟睡，就被他们喊起来，要我一起祈祷。然后我看到他们一群人跪在一起，虔诚地默念着“伟大的安拉”。我知道祈祷对于伊斯兰教徒的重要意义，所以我连咳嗽都强忍着，生怕发出一点声响，他们就会杀了我。

　　价值

　　他要我拍第二部录像，要求释放所有的伊拉克女囚犯。他们开始察觉到我的价值所在了。他们不会轻易放了我。我的心都碎了。

　　时间长了，我开始了解这些“圣战组织”的许多运作方式。他们的某些策略至少在我看来是非常聪明的。就拿将我转移这件事来说，如果由一两名留着胡子的男人开车，必然会引起巡逻人员和哨站的注意，于是他们就把胡子刮掉，通常还会带上孩子和女人，看上去就像是一家子出行，还播放什叶派的音乐。这样他们就能很好地隐藏自己的身份。而且他们都有很好的家庭支援，诺尔不止一次跟我说：“我可以出门放好炸弹，然后回家和妻子吃顿家常饭。美国士兵可以吗？他们回到基地，没有好东西吃，也见不到家人。”

　　首领诺尔经常光临这所房子，并且常常要求我为他做一些所谓的“采访”，每当此时我的手总是抖个不停。但我又希望我作为一个传话人的身份能够协助我逃生。

　　在我刚被绑架的那段日子，我曾经怀疑过杜拉米先生———这位“伊拉克和谐阵线”的党魁可能预先通知了绑匪，设好陷阱捕捉我。但据“黑眼睛”诺尔告诉我，杜拉米曾经找过他，恳求他把我放了，因为美军怀疑他，把他的几个儿子都抓走了。

　　绑匪们都讨厌被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但是他们又觉得无辜者的死亡———比如我的好拍档艾伦的死———并不会沾污他们神圣的伊斯兰圣战运动。“我们针对的是美军士兵和伊拉克士兵，有时候我们也会错杀妇女和儿童，”诺尔说，“但我们并不想这样。这就是战争。”诺尔会定期告诉我关于人们呼吁释放我的消息，但是并没有说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当我的父母出现在电视上时，他对我的父亲赞不绝口：“他是个好男人，很好。”毫无疑问，我爸妈的发言给他留下了好印象。

　　有一天，诺尔突然冲进来，说有五名伊拉克妇女已经被释放。这是一个重要的好消息，他说：“我们走出了第一步，接下来要进行第二步计划。”他要我拍第二部录像，要求释放所有的伊拉克女囚犯。我一听到这句话，心都碎了。这意味着我还要继续在这里呆下去。我眼前的这位“黑眼睛”男人，开始察觉到我的价值所在了。他们不会轻易放了我。

　　（1月26日，5名伊拉克女囚犯被释放。虽然美国官员表示这并非对绑匪要求的回应，不过吉尔的家人还是把它看做是一个希望的标志。但4天后，吉尔的姐姐凯蒂收到一个颇为烦心的电话：《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联络人阿梅利亚告诉她，绑匪又拍了一部新的录像片段，片段中的吉尔哭个不停。凯蒂马上打开电视，果然看到这一幕。不过她的心情很快由阴转晴，因为她看得出吉尔的眼泪是伪装出来的，她应该并没有受到虐待。与此同时，妈妈贝斯也在看电视，她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而且她看到女儿的面颊并没有凹下去，头上也围着光鲜的头巾，证明她在那边受到的待遇还不错。

　　9天后，一家科威特电视台放出了吉尔的第三部录像片断。这一次可以听到吉尔说话：“我要向你们证明，我正在跟‘圣战’组织的成员在一起。”一天后，也就是2月10日，科威特电视台的负责人收到绑匪的消息说，2月26日将是最后限期。对贝斯来说，这也意味着有整整16天她的女儿都可以确保安全！现在她终于可以稍微安心，停下来喘口气了。）

　　他们绞尽脑汁，企图利用我换取更多的利益。我拍了十多部录像。每拍一部新录像，我知道自己要继续被关押一段时间。

　　就这样，两个月过去了，我的士气由原来的低落开始急剧恶化。我的最大问题在于我总是对被释放抱有希望。“黑眼睛”诺尔多次提到我的释放只差细节问题，这些话都令我的希望陡增，但是其后我的希望又不断落空。他们绞尽脑汁，企图利用我换取到更多的利益。他们让我拍摄针对不同对象的录像，有时候我要向美国人民求助，有时候我又要请求约旦国王释放囚犯。虽然我拍的录像只有四部向外界公开，但实际上我拍摄了十多部，包括因为哭得不够厉害而被要求重拍的那些片断。渐渐地我很对拍录像片段变得十分恐惧，这并不是因为我要在镜头面前恳求别人来救我，而是因为我意识到，每当我拍一部新的录像，我就要继续被关押多一段时间了。

　　与此同时，我与两个守卫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差。之前他们还对我比较友好，但现在就会拿我来开一些卑劣的玩笑，或者说些难听的话，他们以为我听不懂阿拉伯语。有一次我喝茶时，拿起调羹按逆时针方向搅拌，这是我一向的习惯。但是卡拉尔却大叫起来：“你这样是不对的！要按顺时针方向！”对于这些无聊的举动，我已经感到心力交瘁了。他们的逻辑已经扭曲了，因为他们对看守我的任务感到十分不耐烦，就把矛头对准我，认为我是罪魁祸首。直到后来我去到阿梅德的家里，因为有女人在，他们不能够一直看守我，我才得以摆脱他们的纠缠，喘一口气。不过一旦回到“俱乐部”，他们就又成了小霸王。对于他们的行为，我一提出抗议，他们就会把我锁到房子里。我在夜里想，我不应该跟他们硬拼，要做出适当让步，保命为上。于是第二天我就开始装得很顺从了。

　　我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坏，我开始不受控制了。我会蜷缩在床上，埋头大哭———因为生怕被听见。这段日子里我都没有祈祷过，因为我觉得这样有点虚伪。虽然我的家族几乎都是天主教徒，但是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去过教堂了。我告诉自己要镇定，虽然我知道我的家人和朋友都为我做了许多，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我必须靠自己。于是我恳求上帝赐予我力量和耐心。“上帝，感谢你令我可以安然无恙度过这段日子，”我默念，“请你给我力量，让我可以坚持下去。”

　　厌倦

　　在恐慌之外，我最大的敌人就是厌倦的情绪。我会好几个小时盯着一只苍蝇看。我会唱一些露营的歌曲给自己听。我会反复想起我的前男友。我会不断问自己当初要来伊拉克的决定是否正确。如果我能逃出去，我决定永远也不离开美国了。

　　在1月下旬的时候，我又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在车上我又热又累，不断地呕吐起来。他们不知道我一直以来都会晕车。“你要找个医生看看吗？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找个医生过来。”说话的是绑匪的2号人物拉沙。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看到他们的信仰允许他们去绑架和杀人，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对我的身体健康关怀备至，待我如上宾。这种矛盾令我十分迷惑不解。终于，我们到达目的地了，他们直接把我带到浴室里，让我把脏衣服都换掉，此时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这已经是我呆的第六个地方了。他们频繁转移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因为一架直升机从头顶飞过，可能是因为晚上听到狗吠声很厉害，也可能是因为有美军在附近巡逻。

　　这一次我被转移的房子是新建的，附近还有房子正在建造。绑匪的家人都不住在这里。这里是头号首领诺尔专为“圣战”组织而建的，是绑匪成员碰头的地点，是一个炸弹制造工厂。当然对我而言，这里也是一座监狱。我在脑海里为它起了个名字：“圣战组织俱乐部”。

　　本来，如果有女人和孩子在身旁，我会感到有一点点的安全感，虽然那也许只是一个幻想。但现在，连这幻想都不再有了。被囚禁数周后，我的身心都感到了极度疲惫，甚至好像患上了幽闭恐惧症。在心理上我受到的创伤也很深，因为他们全都不了解美国人，一开始，他们甚至很惊讶我的头发怎么不是金色。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被品头论足，就好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在持续紧张的生活状态下，我的肾上腺素分泌一直处于高水平。晚上我躺下睡觉的时候，感觉眼睛非常肿胀，就好像眼皮已经盖不住眼球一样。

　　有时候，我会想起我的家人，这样我会感觉好一点。我的祖父母都是天主教徒，他们每星期都会去参加礼拜。于是我就会想象，这个时候他们一定会在美国为我祈祷，他们会跟其他人说：“来吧，一起为我的孙女吉尔·卡罗尔祈祷吧！”接着我又会想象，如果这时候是美国的清晨，我的父母、孪生姐姐凯蒂肯定都坐在我的房间里。我还想象，晚些时候，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晨会上，他们可能会谈论起我。

　　想象，是我惟一能够得到解脱的方法了。

　　刚到“俱乐部”的时候，我很高兴地发现，我可以独自一人呆在屋子里不被打扰。除了时常会感到恐慌外，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无所事事。我不想太多地环视房间的四周，因为我想保持一种新鲜感，保持一种看到新事物的好奇心。在恐慌之外，我最大的敌人就是厌倦的情绪。我会今天坐在一个地方观察一样东西，然后明天又坐到另一个位置观察，这样我看到的东西就会有所不同。有时我会好几个小时盯着一只苍蝇看。现在说来这些事情好像很不可思议，不过在当时却很正常。如果你一下子就把所有东西都看在眼里，那你很快就会对一切感到熟悉，然后厌倦。

　　我还会唱一些露营的歌曲给自己听，还有妈妈以前给我唱的那些歌曲。美国海军陆战队前来营救我的情景也不断在我的脑海里翻滚。我会反复想起我的前男友，还有我所做的选择。我会不断问自己当初要来伊拉克的这个决定是否正确。那时，我花了一年时间在约旦学习阿拉伯语，在一家英语报纸工作，慢慢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过着阶下囚的生活？如果我能逃出去，我决定永远也不离开美国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起凯蒂（吉尔的姐姐），我会向她发送心灵信息：“我很好，不用担心。你能感觉到我吗，凯蒂？”我会在脑海里给爸爸写信，告诉他我在这里的经历，我想象他在过道里把我抱了又抱，告诉我一切都好起来了。

　　在“俱乐部”呆了一段日子后，有些守卫会问我想不想看他们怎样做饭，也会让我看一点电视。他们让我在房间里走一遍，量出房间的长度是15步。他们还让我帮忙洗碗和准备饭菜。我非常乐于参加这些活动，因为这样就可以不用连续多个小时都没事干。不过，最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可以重见天日了。以前我被囚禁的地方都是一片昏黑，我对阳光的渴望已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这里的一名守卫像我一样渴望阳光，他在早餐前会把窗帘解开，然后迎着射进来的阳光笑起来，说一声：“啊，太阳。”这时候我就会坐在地板上，任由阳光落在我的眼帘上，温暖着我的身体。

　　新乱

　　什叶派现在是逊尼派的头号敌人，这对我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的首要任务已经不是对付我。

　　我的眼睛又被蒙上了，周围一片漆黑。我已经对这种转移人质的程序习以为常了。“拉沙他很累，今天真是忙乱的一天。”坐在前座的拉沙用第三人称说话了，这位仅次于诺尔的2号人物开始滔滔不绝，“今天太糟糕了，我整天载着PKC和RPG四处跑。”他所说的那些英文字母，都是绑匪们常用的枪械武器。今天的战斗看起来十分激烈，不过他们的敌人不是美军，也不是伊拉克士兵，而是什叶派教徒。

　　两天前，也就是2月22日，在萨马拉城的一座什叶派清真寺被炸毁。什叶派教徒马上还以颜色，炸毁了逊尼派的清真寺。如此互相报复造成了恶性循环，也彻底改变了这些逊尼派绑匪们的生活。晚上我们回到“俱乐部”，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名绑匪告诉我：“现在我们的头号敌人是什叶派，美国只是第二号敌人。”

　　在萨马拉城清真寺被炸毁后，伊拉克出现的宗教暴力冲突，对于我的被绑架有着本质上的巨大影响。刚开始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这场新战争破坏了现状———在现状中我至少可以保命。我可不想因为成为他们的负担而被杀，又或者是在他们的火拼中被伤及。但稍后我又意识到，其实这场战争对我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的首要任务已经不是对付我，而且，由于美军和伊拉克士兵开始四处出动维和，他们已经很难找到地方藏匿我。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不断地被转移来转移去。看守我的那些卫兵都变得异常地浮躁不安，他们因为自己被安排做守卫工作而不停地抱怨。一位穿着自杀式内衣的绑匪显得寝食不安，整个人处于崩溃的边缘。他经常无意识地拨弄他那支9毫米口径的手枪，当听到直升飞机或者狗吠的声音时，他又会突然蹦起来跑到窗边张望。平时他一有时间就打电话，跟同伴了解与什叶派教徒的战况。每当有人走进屋来，他就会马上询问起他们的“活”干得怎么样。

　　在焦虑不安和厌烦的情绪中，他甚至开始怀疑住在附近的什叶派教徒。其实那些邻居并不知道我的事情，他们应该也不知道这所房子里住的人是“圣战”组织的成员，他们只是普通的伊拉克人民，他们甚至还没意识到，什叶派和逊尼派已经势成水火了。

　　自由

　　“今天是星期一，明天是星期二，”诺尔发话了，“大概三天后就可以放你走了。”

　　“好的，谢谢你，先生。”我对着他离去的背影，心里想，不要相信他们，不要抱什么希望。

　　

　　

　　

　　

　　

　　两岁的小哈扎拿着一章《可兰经》，摇摇晃晃地朝缝纫机走了过去，原来是那里的一张糖果包装纸吸引了她。然后她又朝我走过来，向我炫耀她捡到的宝贝。“哇，这是什么？”我很欣赏地说。小哈扎是绑匪的孩子，现在是我惟一的朋友了。这时候诺尔走了进来，小哈扎见到陌生人，马上一头扎到我的怀里不敢看。“我明白你的心情。”我心里想。

　　这个“黑眼睛”到底想要什么呢？我已经三个星期没见到他了。上次他还承诺三天内会放我，不过正如之前的许多次承诺一样，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我现在宁愿自己对他的话不抱任何希望了。以前，我会留意诺尔所说的每句话，希望从中得到某些关于我今后命运的暗示，可到现在，我已经没有精力去做这件事了，我宁愿减少痛苦，过些舒服的日子。和孩子一起玩，和妇女们一起煮菜，至少这些目标都可以达到。至于和家人重逢，那只是一个遥远的梦罢了。

　　“今天是星期一，明天是星期二，”诺尔发话了，“大概三天后就可以放你走了。放你走的24小时之前，我们会做一次关于‘圣战’组织的谈话。”这些话我已经听过一万次了。“好的，谢谢你，先生。”我对着他离去的背影强颜欢笑。我心想，不要相信他们，不要抱什么希望。可能他们知道我的情绪开始变得脆弱，就编造出这样的谎言来安抚我罢了。

　　现在已经是3月下旬了。“爸爸的生日是5月6日，”我心想，“如果他们在那之前放我走就好了。”

　　“现在我们准备把你杀掉。”

　　我告诉自己不能害怕，要设法让他们觉得他们是好人，不会杀人。于是我放声大笑起来：

　　“不，拉沙，你是我的好兄弟！你不会那样做的！”

　　他笑了。“我们不杀你，我们会让你回去。”

　　星期一和星期二都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但是星期三到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又失控了。我一整天都在抽泣。我太累了，身心俱疲。一直以来我都在自己骗自己，以为有些日子还过得挺快乐，实际上我已经在外漂泊了3个月，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都离我越来越远。我受够了！“放我出去！”我尖叫着，当然，只能在心里。

　　晚上，他们把我带到起居室，我又一次听到了诺尔的声音，闻到他身上浓重的古龙水味道。“明早，我们就会放你走，”他说，“我们会把你载到伊拉克伊斯兰党那里，然后你可以给你的报社打电话，你就自由了。”我听完了，没有任何反应。接下来他们让我再拍一段录像，然后我必须把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忘掉。他给了我一个本子，让我按照上面的东西照读。不过刚好那晚上停电了，于是第二天早上我们才把片段拍好。

　　终于，有女人走了进来，帮我换上新衣服，还把她穿的高跟凉鞋让给我，尺寸刚刚好。他们簇拥着我上了屋外的车子。拉沙斜靠在我旁边，气氛显得很局促。“吉尔，我们要求美国政府释放妇女囚犯，他们没有做到。”他说话了，平时慢条斯理的声音现在变得响亮起来。

　　“啊。”我在黑暗中蜷缩着，呼吸开始急促起来。“我们要求美国政府给我们钱，他们也没有做到。”他接着说。

　　“是的，我知道。”我回答。“现在我们准备把你杀掉。”他靠近我的耳边，激动地说。

　　我知道他们做得出。我已经想象到黑洞洞的枪口了。我告诉自己不能害怕，要想方设法让他们觉得他们是好人，不会杀人。于是我放声大笑起来：“不，拉沙，你是我的好兄弟！你不会那样做的！”我努力不让自己的恐惧流露半点。他笑了，听上去比我的笑声真实得多。“我们不杀你，我们会把你送到伊斯兰党，我们会让你回去。”我整个人都软了下来，我已经没有余力分析他的话了。

　　“你可以把你的伊斯兰头巾解下来了。”我的朋友艾伦说。

　　“不，不可以。”我说。

　　过了一阵，我才回过神来。“好的，现在……我想我可以了。”

　　我们的车一直开。终于，拉沙让我把丝巾解开朝下看。他把100美元钞票放到我的手上，还拿出一个小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条金项链，还有个吊坠。我们换了一辆车，拉沙做司机，他一路上不停地咒骂着美国政府和士兵。我一再向他保证，我不会把我被释放的消息告诉美国政府，我只会通知我的家人和同事。因为这几个月来他们一直怀疑我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他们跟我说过，到处都有他们的线眼，他们以后会一直监视我的行动。我很害怕，担心将来我会不会在一次汽车袭击中丧命。

　　拉沙把车停好，他给了我一张写有阿拉伯语的字条，让我下车，往回走几百米。车门打开了，外面站着卡拉尔，他把我的礼物和这几个月我穿过的衣物递给我。“好的，卡拉尔，再见了。”

　　我跟这位我最不喜欢的绑匪道了别。接着就拖着沉重的身体，回到我原来的世界中去。

　　接下来的事情进展得的很快。我找到了伊斯兰党的办公室，他们联系到了党魁哈斯米———后来他成了伊拉克新政府的副总理。哈斯米调动了他的私人卫队来接送我。看着身边荷枪实弹的军人，我感到一阵恐惧。我坐在车上的时候，把身体缩到车窗之下，生怕绑匪们看到我如此高调的行动，会把我杀掉。我还不停地用阿拉伯语提醒开车的人小心汽车炸弹。我的身体自由了，但我的脑袋还不是。现在的我一片空白。

　　伊斯兰党让我录制了一段短片，证明他们并非绑匪。然后《华盛顿邮报》的两个朋友来了，他们给了我手机，我打给了姐姐凯蒂。

　　（3月30日凌晨5时45分，凯蒂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她翻过身来看看来电显示，那是一个来自伊拉克的号码。在那一刻，她已经知道了。人们常说梦想成真，但是生命之中又能遇到多少梦想成真的时刻？她拿起电话。“凯蒂，是我。”电话那头传来了令她朝思暮想的声音，“我自由了。”吉尔和凯蒂都哭了起来。）

　　我还在打电话的时候，美军来了。我感到很害怕，拉着《华盛顿邮报》的朋友艾伦。接着他们陪我下了楼，上了一辆装甲车。我依旧提着我的一大包东西，因为我觉得绑匪们仍然在看着我。

　　车子开动了。一名士兵把一张印有我头像的照片递给我，说：“我再也用不着这个了。”另一个对我说：“我们一直在找你。”我很纳闷，怎么这些人都认识我？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绑架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我和艾伦聊了一阵，她突然跟我说：“你可以把你的伊斯兰头巾解下来了。”

　　“不，不可以。”我说。

　　过了一阵，我才回过神来。“好的，现在……我想我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