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超生呼唤法规与时俱进

　　本报评论员 初阳

　　广东人口亮起了红灯，自然增长率一直在8‰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总量已接近极限！省委党校教授郑志国在《2006年广东省情调查报告》中提出，一些高收入者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的超生问题比较严重，经济处罚对他们没有约束力，行政处罚也不适用，对这类行为要追究其刑事责任。（8月25日《新京报》)

　　我国的《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这是我国控制人口过度膨胀的有效举措。但近年来，富人超生现象逐渐公开起来，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引发了新的社会不公。

　　富人为什么能够超生？说到底无非是一个“钱”字在作怪。现行的处罚措施对很多日进斗金的富人来说，是根本起不到约束作用的。尽管他们有抚养的能力，或许能提供更优质的教育，但法律的公正性、严肃性不仅仅针对于某一个群体，而是所有的公民。

　　法律界有句格言：“法律不得使违法者通过违法行为而获利。”而富人通过花钱便获得了可以超生的“特权”，这反映出我们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应该说，从总体看来，目前少数富人的超生并不会对整体的人口控制产生太大影响，但会破坏社会整体公正，加大贫富差距拉开后的社会矛盾，使人们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犯规就要被制止和惩罚。但是，我国的惩罚制度都以计划经济时代依据户籍、属地管理针对“单位人”所设计，机关或事业单位超生可罚款、开除党籍或公职，而对富人犯规如何有效惩罚还是个空白，单通过罚款解决效果明显不是很理想。这折射了有关部门对计划生育惩罚制度修订没有“与时俱进”的尴尬。

　　面对富人超生只是激愤和空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相关部门必须根据我们管理的漏洞，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出台更有针对性、更加缜密的法规制度。当然，这个法规不应仅仅是针对富人超生，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其目的应该是更加有效地遏制人口增长。

　　（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