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前，本报民意版刊发了南京市人大代表、南京鼓楼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孙则禹关于医药采购权下放的访谈。由于话题的“敏感”，访谈对象身份的“特殊”，一石激起千层浪，使得一直备受关注的医药采购问题出现“白热化”，引来诸多读者关注。而关注的焦点归根到底在于药品采购的权力应该由谁来掌握。换句话说，讨论的焦点就是如何重新调整药厂、医院（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切断目前成为诟病的利益链，打破制造“看病难、看病贵”现象的利益分配格局，从而，让老百姓能尽享改革之果实。
实际上，江苏关于这一命题的改革与探索一直不断。其中较为出名的如苏州自2004年试水“药房协管模式”以来，一直备受关注，近日，该市职能部门联合发文，全面推广“药房协管模式”。今日本报江苏重点版刊发报道，对苏州此举进行全方位的透视。应该肯定，苏州试水之举成效斐然——“医院两年没有一个医药代表”就是最突出的证明，相关数据也显示患者能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之一，这就是一种进步。但是，如业界人士指出，由于目前缺乏相关配套政策、托管双方利益均衡点难以确定、药品供应中存在缺货或供应不及时等因素，药房托管仍然存在较大风险，而这种风险则是由政策之“软”造成的。试水初期，政策之“软”可以谅解，摸着石头过河，谨慎是必要的。若全面推广“药房协管模式”，则需要让政策“硬”起来，不能让模棱两可的规定为投机钻营者大开方便之门——因为斩断利益链，须政策快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