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量刑，花架子还是司法进步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法院研制了一套“电脑量刑”法律软件，力图避免同案不同刑问题。有人认为这是在搞花架子，法官永远是量刑的主体，电脑量刑只不过提高效率而已。也有观点说，推行这套电脑量刑可以解决量刑失衡问题，可以避免同样一个案子由不同法官来审，结果完全不同等弊病。

　　参考量刑结果并非电脑替代法官

　　北京市高级法院研究室副主任、法官 薛峰

　　日前，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法院研制了一套规范化量刑软件系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对于研发和应用规范化量刑软件系统的事情，应当抓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法院研制和应用该软件系统的实质，辩证地看待它对刑事审判的意义。

　　淄川区法院为刑事审判标准化量刑而探索和应用的法律软件，其实质是充分运用高科技为审判实践服务，以保证审判质量和提高审判效率，而不是所谓的“电脑量刑”或电脑替代法官审判等。正因如此，笔者注意到《电脑量刑能否避免同案不同刑》一文准确地将之表述为“合议庭参考‘电脑量刑’结果”，而不是“合议庭依据‘电脑量刑’作出判决”，其中的“参考”寓意无穷。

　　在我国，被告人是否有罪、所犯何罪和是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以及应承担何种刑事责任，一直是刑事审判工作的基本内容和中心环节。前二者涉及的是定罪问题，后二者涉及的是量刑问题。定罪是量刑的前提，量刑是定罪的归宿，二者在刑事审判中紧密相连，相得益彰。但令人遗憾的是，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家琛先生所言，不可否认，我们在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定罪轻量刑的不良倾向。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刑事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罪准确就行了，量刑问题，轻一点、重一点没关系。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特别是“严打”斗争中，普遍重一点就成为量刑上的一大通病。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落实，刑事审判中的量刑问题越来越为业内外瞩目。为了实现量刑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地法院加强了对量刑的研究。淄博市淄川区法院为实现刑事审判标准化量刑而研制的法律软件，就是一例。此外，像江苏省姜堰市法院于2003年3月7日通过的《刑事审判管理规范》，江苏省高级法院2004年5月9日印发的《量刑指导规则》等等，对于进一步加强量刑研究，解决量刑失衡问题，保证司法公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无独有偶，量刑问题在国外也越来越受重视。例如，为了避免量刑失衡问题，美国于1987年11月1日正式出台了《美国量刑指南》，量化了犯罪行为的轻重和罪犯的主观特性，该指南在美联邦刑事审判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除具体内容外，淄川区法院的量刑指南与上述国内外的量刑指南、规则所不同的只是载体上的区别，即淄川区法院量刑指南主要以计算机软件为载体，而上述其他指南、规则主要以纸质为载体。毋庸置疑，计算机软件载体要先进于纸质载体，但即便如此，也不宜因载体的先进而得出“电脑量刑”的结论。

　　淄川区法院通过计算机软件，用高科技为审判服务，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量刑问题牵涉面非常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丰富的实践探索，其实践效果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

　　“电脑量刑”有明显的局限性

　　北京市人大代表、金城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刘宏宇

　　所谓“电脑量刑”，实质是在总结某地区法官群体量刑的普遍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将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和量刑情节进一步细化或数字化，从而使法官在量刑时更有章可循，更整齐划一的一种做法，只不过这种做法是借电脑程序的形式来实施的。

　　电脑量刑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限制法官量刑时的专横、武断，增加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信任程度，降低上诉和申诉率，等等。但弊端也很明显：

　　首先，适用范围有限。刑事犯罪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即使同一种犯罪，因主体的主观恶性不同或犯罪情节不同，其社会危害性也可能会有很大差别。因此，刑罚必须具有合理的弹性，同时通过赋予法官对个案的自由裁量权来掌控这种弹性，这是落实“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唯一可行途径。

　　对于一些无法量化的事实，如：对有自首情节的罪犯是否可以从轻处罚；对具备缓刑条件的罪犯是否可以适用缓刑等，原本就难以通过电脑得出结论。而对于一些可量化的事实，如参考资料中提到的交通肇事者全部赔偿对方损失等情节，到底能否从轻处罚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从轻处罚，必须由法官结合各种犯罪情节综合考虑，电脑量刑的结果充其量只起参考作用。正如淄博区法院法官自己所说：“法官永远是量刑主体，电脑量刑只是法官在办案时借助的一种工具……”

　　其次，可能产生较大副作用。例如，可能影响刑罚本身应有的弹性效果。如前所述，刑罚的弹性是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必然要求，对刑法功能的正常发挥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对制定量刑细则这种影响刑罚弹性的工作必须慎之又慎。如果各地区法院都以电脑量刑为名自制一套量刑细则，因其水平所限，很难保障其量刑细则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最终出现地区间同罪不同刑的恶果；此外，也有违现代审判原则。为确保对刑事案件定性准确和量刑适当，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实行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其要求法官必须参加严格的庭审程序，才有定罪量刑的资格。如以电脑中存在的其他同审级法官的“预断”来影响主审法官的量刑，难免有违背上述二原则之嫌；而且，还很可能滋长法官的惰性或给法官枉法提供新的借口。如果电脑量刑可以帮法官“躲过”量刑不公的非议，那么，法官很容易乐此不疲，久而久之形成对电脑量刑结果的严重依赖，到时就真有可能出现“电脑代替人脑”的现象了。

　　除此之外，“电脑量刑”也不利于普法教育。电脑量刑还可能使法官面对当事人的误解和疑问懒于辩法析理，从而对想上诉或者申诉的当事人以电脑量刑为由来使其息诉服判，这将有损法官“铁肩担道义”的形象，不利于体现法治效果。

　　电脑量刑是个新生事物，作为一项新探索，其有明显局限性，如果控制不当，一哄而起，必将弊大于利。针对我国现行刑法量刑尺度不统一，当事人对刑事审判有时不理解的问题，我们应对症下药，从加强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工作、强化司法体制改革等方面做出努力。

　　读者观点：

　　仅靠电脑量刑还不够

　　丁永忠（江西上高） 法院使用法律软件是解决司法实践中量刑随意化、人情化的有效途径，它如一面镜子，能清楚地显现滥用量刑裁量权的恶果。值得注意的是，仅靠“电脑量刑”远远不够，必须要有配套的工作机制，如确立电脑量刑不得随意变更的原则、改变电脑量刑的特别程序等，这样才能避免“作秀”之嫌。

　　王洪伟（辽宁凤城） 笔者认为，探讨淄川区法院的做法，应该研究他们制定的《量刑规范化实施细则》，而不能把眼光盯在“电脑量刑”上。其实，淄川区法院真正量刑的依据是他们制定的《实施细则》，电脑只是执行《实施细则》的一种工具。换句话说，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人工也能根据这一细则进行量刑计算，只是人工计算起来太麻烦、工作量较大罢了。

　　电脑量刑不可取

　　何新龙（江苏射阳） 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事实和不同的证据表现形式，如何对被告人量刑，需要法官充分运用智慧和经验。犯罪客观方面相似的案件因为行为人主观上的一个细微区别，就可能反映出不同的主观恶性，量刑就应该有明显的区别。只有法官才能对此作出准确判断，机械化的电脑则无能为力，所以电脑量刑不可取。

　　付伟（湖南株洲石峰） 电脑量刑其实是根据淄川区法院制定的《量刑规范化实施细则》而套用的，就和电脑算命一样——“死套”。然而，法律给法官的是自由裁量权，刑法法条规定也有一定的上下幅度，这是由案情千变万化所决定的，如果绝对用计算机的“是”或者“否”的二进制语言，我想结果一定很荒谬。

　　话题预告：

　　私家车邀请多人搭车收费该不该制止

　　据8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随着油价上涨，有车族养车压力愈来愈大，一种邀集多人同乘一辆私家车上下班的“拼车”现象，日前在江苏省南京市悄然升温。然而自发的互利行为，却引发多方热议。有观点认为，“拼车”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但这种做法合理不合法，因为它是一种变相的商业营运行为，对于出租车司机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也有观点认为，乘车人象征性地付点费，既减轻了私家车主养车的压力，又方便了搭车人，是一种双赢。这种“拼车”现象，是值得提倡还是应当制止，欢迎读者讨论。

　　截稿日期：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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