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超生要追究刑事责任？

　　作者：魏文彪

　　广东人口亮起红灯，自然增长率一直在8‰以上，总量已接近极限。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郑志国在《2006年广东省情调查报告》提出，一些高收入者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的超生问题比较严重，经济处罚对他们没有约束力，行政处罚也不适用，对这类行为要追究刑事责任。（8月25日《南方都市报》）

　　众所周知，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都是严重危害他人及社会利益的行为，而且这种危害应该具有产生直接危害后果的特性。我国现阶段所以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是因为国家尚不富裕，人口过多造成过重社会负担与资源压力，而并非是因为超生会对他人与社会产生严重危害，所以超生不宜纳入刑法处罚范围显而易见。

　　当前超生的尽管有一些是高收入者，但是也有不少经济不富裕甚至是人们所认为的穷人超生，穷人与富人都有超生行为，那么仅仅对其中的富人即郑教授所说的“私营企业主”追究刑责，无疑违背法律同等适用所有人群，不因人身份与地位而异的根本原则。

　　计生部门负责人多次公开强调，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并不存在强制。即便对于超生者施以行政处罚或经济处罚，也是出于政府政策层面的规定，与国家法律规定存在着距离；而就法律层面而言，也有地方法规与人大制定的法律的区别；人大制定的法律之内也有违法处罚规定与犯罪处罚规定之别。所以，有一些行为违反政府政策但是并不违反国家法律，或者违反地方法规却未违反全国性的法律，因而对这些行为可以实行行政与经济处罚，但是却不可以动辄施以刑罚，否则就是抹去了政府政策与国家法律，地方法规与刑法规定的差别，是从根本上违背法律的基本特性与原则的，必然会对人的权利造成损害。

　　超生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的观念问题，即抱持着传统的落后思维。而法律是不对“意识”与“精神”领域寻求管辖权的。即便这种传统落后观念产生了超生这样的“后果”，那也是属于社会责任感淡薄问题，同样不属于刑法管辖范畴。

　　郑志国教授的建议体现出的实际是一种可怕的重刑思维，即试图将一切不良社会现象统统纳入法律管辖范围，而且一律施以“从重从快”的刑事处罚。郑教授的建议实际暗含着这样的逻辑，即社会的“完美无缺”与“高度纯洁”是值得追求的，而且只要这样的“理想”能够实现，就可以实行包括“重刑主义”在内的“不择手段”。假设郑教授的建议能够成为现实，大部分的国民无疑将要被投入监狱当中，人的尊严与权利也将不复存在。只要人的天性不能完全改变，人就难免会有一些不值得提倡但也不宜由法律管辖的弱点与行为，所以，“重刑主义”即便能够实际施行，也注定只会是一场难如施行者所愿的乌托邦。

　　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