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不教书，喜欢卖“红薯”

　　学生不好好上学，难免遭到家长及老师的批评：都大学生了，怎么还像个小孩子那样不学好？如今，学生们终于懂了，不学好的代价可能是找不到工作，于是上课都相当自觉。哪知，老师们却越来越不想教了，不信，你听听校领导与教育部领导苦口婆心的批评：都教授了，怎么还像个小孩子那样逃课？

　　鉴于还有相当一部分教授不听话，教育部再次发出严厉警告：“教授两年内不给本

　　这年头，作家混到作家就不作了，到处出席仪式，便成了明星；明星成名之后，喜欢附庸风雅著书立说，便成了作家；教授当上了教授就不教了，喜欢涉足公司，便成了老板；老板事业有成，频频上讲台传授“经济学”，便成了教授。角色错位倒不是特别可怕，最可怕的是占着茅坑不拉那啥！在历史学家的眼中，孔老师周游列国之意并非推销自己的学说，而是为了混个官；李诗人的远大理想不仅在于文学，前往长安施展自以为是的军事才干也是一大梦想。虽然，教育家和诗人都在各自的鲁国与唐朝政府转换了一下身份，但并没有影响他们继续发挥教育家与文学家的职能。

　　由于有些教授横竖就是不教，那么对于如今的许多大学生来说，见教授一面可真是件难事儿。我这样说并非绝对准确，真要是想见教授，在以下地点还是可以见到的：医院的专家门诊室；商品鉴定会；高科技产品研讨会等。当然，还有一部分教授永远闭门撰写着那永远看不到价值的科研论文。在下如此小瞧“科研”并无恶意，有新闻资料为证：“我国高校科研转化率普遍不超过10％”（《科技日报》8月11日）、“中科院一研究所长透露，国家每年拨款数亿搞科研，所研究专利成果十年内仅5％能转化”（《中国工业报》8月22日）。不过这不关教授的事儿，只要五六十万元年薪没有拖欠就万事大吉了，那可是教学收入的近十倍啊！

　　“七品芝麻官”唐知县说过：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有人奉劝不上课的教授也该去卖红薯，以免误人子弟。其实眼下“卖红薯”已成经商的活儿，莫说教授们已经开始干了，不少当官的也在干。四川三台县有一位名叫邹光友的官干脆光明正大地不为民做主，辞官就卖红薯，将薯业公司的资产发展到5000万元。至于明里与暗里经商的教授，与当官的也是有得一比。

　　掌握了教授神出鬼没的行踪，教育部门实在没有必要隔三差五地重复那昨天的吼声。每一次警告，其实质都是自身失职与威性扫地的一种表现。这么多年了，教授为什么还是不听话？一方面就是因为警告者动口多于动手，另一方面则是分配机制有大问题。

　　大学教育不是块好砖头

　　“本科生‘回炉’读中专引发高等教育尴尬”（《广州日报》8月26日）的新闻再次引发讨论。和预料中的一样，一边倒地批判“万恶的教育制度”是讨论中的主流声音。当然，由于中国教育制度弊端重重，教育界每每出现风吹草动，挨几声骂是免不了的。

　　眼下，骂声主要集中在扩招导致的就业难方面，“回炉”读中专的汪洋同学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牺牲品。不过在我看来，这样的批判表面看起来言之有理，也很容易引起共鸣，但论据不充分。一个汪洋找不到工作，并不意味着大部分学生找不到工作，就算大部分学生找不到工作，也不意味着扩招是万恶的，毕竟读大学的就业优势不会比没读大学差。当然，最经不起推敲的是，汪洋不过是到中专学校去学习技术而已，职业教育与大学教育并不是一回事儿。

　　中国的大学生确实比较累，因为他们的求学被附加了就业的期待。但是我们应当清楚，大学并不是职业培训班，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笔者认为，无论是汪洋，还是“南京某大学一研究生退学到广州打工”（《南京日报》8月25日）新闻中的郁佳，他们的特殊举动只能说明，他们就业目的太明确，而大学教育却没有提供直接的就业训练。

　　读大学固然是就业的途径之一，但决不是一块好的求职敲门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