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毅飞
贵州都匀市街头，出现“十佳农民工”的大幅肖像，号召市民爱护和尊重农民工（8月18日《人民日报》）；陕西宝鸡市按照省里的规定，将农民工纳入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8月22日《宝鸡日报》）；南开大学新生在收到录取通知的同时，被要求在暑期做一份义工，报到时要递交实践报告（8月22日《中国商报》）。
三件看似毫不搭界的事，却都在诠释一个简单而重要的道理：劳动光荣。社会主义
荣辱观所强调的“八荣八耻”中，就有“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内容。缺什么，才呼唤什么。一个“劳工神圣”了近一个世纪的民族，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家，“劳动光荣”的道理，还需要如此强调，这恐怕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在“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理念中，“劳动”既指复杂劳动，也指简单劳动；既指脑力劳动，也指体力劳动。但今天提倡的“劳动光荣”，无疑主要是指简单劳动和体力劳动。因为教授、学者的劳动，不用说，已经无比光荣，没有人再会歧视教授、学者的劳动。要知道，曾几何时，“劳动光荣”，只适用于简单劳动、体力劳动。“知识分子劳动化”，就包含着对知识分子劳动的否认。知识分子只有从田间拖着两腿泥巴回来，只有从车间带着满身油污回来，才能叫劳动。当邓小平说“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时候，许多人茫然不知所措。更不用说，还曾有过“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唐。当科教兴国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拉大车、扫大街的劳动，开始遭遇歧视。历史绕了一个大圈，仿佛回来了一个世纪以前。尤其是清洁工当街被打、三轮车夫当众受辱，再读胡适写过的《三轮车夫》、鲁迅写过的《一件小事》，不能不感受到历史的尴尬。
一个真正合理的社会，所有劳动都应该同样神圣。知识经济、市场经济的时代，要让“劳动光荣”不带任何歧视，必须给简单劳动、体力劳动以同样的“光荣”。这样的“光荣”，不能只写在标语里，只唱在歌曲里，只喊在口号里，必须体现在地位、待遇和必要的制度上。
将“十佳农民工”的肖像挂上街头，就是给劳动者一种地位。想想各地的校庆，总会请历届毕业的学生中出色的代表坐上主席台，有官位高的，有生意大的，有科研好的……请问：有没有车拉得好、街扫得好的？通常没有。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养老保险，就是给劳动者一种待遇。拉大车的、扫大街的，为什么没有“光荣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待遇没有保障。失业没有保障、医疗没有保障、养老没有保障……他们剩下的只有“光荣”，请问，这还“光荣”得起来吗？让大学生报到时带一份义工的报告，就是要让劳动成为一种制度。每当喋喋不休地跟学生讲完了“劳动光荣”，就怕学生问一句：“劳动对我有什么用？”我们能不能告诉他：劳动对你确实没有实际用处，但它就是“光荣”。这样的“光荣”，怕是没有说服力的。
有了公平的地位、公平的待遇，再配以必要的制度，“劳动”才真正能够“光荣”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