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我们为何缺乏"科学隐士"?

　　在西班牙举行的第25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俄罗斯数学家格里戈里?佩雷尔曼被授予“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茨奖。然而，佩雷尔曼对到马德里出席颁奖仪式表示“没兴趣”，拒绝受奖。28日，《文汇报》发表了姚诗煌《值得敬仰的科学“隐士”精神》的评论文章。

　　中国历史上，不乏隐士。古人有言：“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

　　一个缺乏“科学隐士”精神的国度里，没有“科学隐士”生存的土壤，单靠纯道德的自我完善，很难出现真正的“科学隐士”。姚先生敬仰“科学隐士”精神，希望国内的学界、科学界能崇尚“科学隐士”精神。他认为，考评、鉴定、验收、报奖耗费科研人员时间和精力，现行的违背科学规律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造成我国“科学隐士”精神严重缺乏。这些观点，无疑非常中肯。至于说造成科研体制违背科学规律的深层原因，文章没有进一步探讨。

　　然而，笔者认为，对科研人员、学者不信任的现行科研体制，是造成我国难以出现“科学隐士”的根源所在。正因为对科研人员不信任，在制定具体的科研政策时，考核变成了阶段性的数字化考核。比如说，一年之中，申报了多少课题、出版了几本专著、发表了多少论文、是否出席过学术会议，统统纳入年度考核指标之内。考核不合格，扣除奖金、取消下一年度申报课题等资格。这还不算，完不成数字化的考核指标，同时意味着工资、职称的晋升和你无缘。所有这些现象，业内人士虽然心知肚明，但真正明白是不信任人的制度使之然的，迄今恐怕也不多。

　　如果把国家比喻成“科研老板”，那科学家、学者就是“科研雇员”。如果老板不信任雇员，总担心他们偷懒，白拿自己的薪水，则惟一的措施只能是尽可能给雇员增加有形的工作压力，迫使他们在单位时间内完成若干工作量。这种对科研人员的不信任体制，不仅违背了科研规律，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扭曲了科研人员的人格。学界造假事件频发，固然与个别科研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不高有关。但“逼良为娼”的科研体制，也造成了科研成果的含金量不高，浪费了国家有限的科研经费和科研人员的时间、精力，更给科学史留下了诸多的笑柄。

　　“科学隐士”是制度性信任科研人员的产物。国家和科研人员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出现相互欺诈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呼唤“科学隐士”精神，期待“科学隐士”大量涌现，在于改变科研体制对科研人员的信任。在这方面，国外的经验，该借鉴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