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法》考验“执行力”

　　■徐迅雷

　　这是一部引人注目的重要法律，历经20载风雨才出台。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8月27日表决高票通过后，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本报8月28日A3版)

　　《监督法》保障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多方面强化了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体现了人大实行法律监督的延伸性和具象化。《监督法》条文的设立，不是用来观赏的，比如它规定县级以上人大有权撤销下一级不当决议，就是很硬的一手。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些地方作出的决议、决定或者命令，超越了法定权限，人大就“有权撤销”，这样的“釜底抽薪”是治本之举。

　　当然，《监督法》要落到实处，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一府两院”的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向来很强大，而且有些问题大抵属于“积重难返”，比如政府工作中的“三农”问题、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保障、拆迁补偿等等；比如“两院”工作当中的执行难、告状难、赔偿难、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错案不究、司法不公等等，这些公民普遍关心关注的问题，不是有了《监督法》的法条就能一切迎刃而解的。

　　“监督”是法治社会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但是，有监督就有反监督。“反监督”的形态会有很多，比如防监督、顶监督、避监督、架空监督，等等。有些被监督对象很聪明，它给你来软的“反监督”，让你监督的拳头打在棉花上。所以，在施行监督法时，要做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确实需要执法勇气和执法艺术。

　　人大的监督权还会遇上被监督对象的“监督权”。比如“一府两院”中的检察院，就有自己的种种监督权：它有审判监督权，可以监督法院；有立案监督权，可要求公安机关对某个案子立案；有司法监督权，可监督司法局。这样，检察院的权力就涵盖了公检法司各个领域。要知道，这些“监督权”已操练了多年，很“老到”，如何监督这些“监督权”，让其好好地跑在法律的轨道上，还真是一个问题。

　　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有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人人都知道“监督”两个字的重要，监督作为公共产品是不可或缺的；而在我国的行政领域，原本就有不少具体的监督办法和规定，但实践中的监督情形和监督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所以，我们特别期待人大的这部《监督法》能够得以很好地施行，能够被充分地尊重和信仰，为其他领域的监督树立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