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多为患”是中国现在政治上一大弊端。说这话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几年前还是中国最高管官机构里的最大的官——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因此，这话的权威性不言自明。
那么，官多到什么程度？用这位前部长的话说：一个省四五十个省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这种状况“古今中外都没有”。其实，官多由来已久。早在上个世纪七十
年代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时曾感叹：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打麻将都可以摆好几桌。从那时以来，虽经几次精简，但越精简官越多。这些年来，不断有专家学者用中国历朝历代官民数量之比来警示人们：现在的官民之比为历朝历代之最。但这只说对了一半，张全景如今又补充了另一半：还是世界各国之最。那么，中国的官是怎么多起来的呢？我这里不妨罗列一些现象看看。
一是机构庞大。县以上各级行政区域都设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如果再加上低半级的纪委，就是五套了。即使前面四套，也有四五十人。而法院院长、检察长、总工会主席通常都是同级政府副职级别，算上他们那就更多了。有的省会城市流传这样的顺口溜：省长一走廊，厅长一礼堂，处长一广场。实际上，省、地（市）、县皆然，就连乡镇都有了常设人大主席，官怎么能不多呢？大中城市里的区，辖区横竖不过几平方公里或十几平方公里，也是四套五套班子齐全。有的机构究竟有多少日常事务啊？于是，只好做官当老爷，或没事找事。
二是抬高规格。本是地级市，一但跻身“计划单列市”就是副省级，从市长、市委书记以下各级干部统统升半级。“计划单列市”本是经济单位，为什么要提高官员的行政级别呢？不知从什么开始，省会城市也荣升副省级，官员自然也是成群结队地水涨船高。至于不少地方的乡镇甚至街道也莫名其妙地成为县团级，更让人一头雾水。干的是乡镇长街道主任的差使，享受的却是县级官员的职级和待遇，大概也是“古今中外都没有”。何以如此？据说是因为发达地区乡镇街道管的“经济总量”大。此说一但成立，那么东部沿海地区的省长书记们是否也要比西部地区的省长书记们再高一级呢？一位贵州省的县级市长出差某直辖市，出机场后坐上了驶往市区的大巴，而大巴里坐满了六七十名外出考查归来的街道干部。这位市长开始还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可没一会儿他就听出来了：原来是一车的县官啊！他好不感慨：不到XX不知道官大官多！
三是虚职太多。在许多大机关的职能处室里，除了正副处长外，还有“副处级调研员”的闲差。其实，这些人既不“调”也不“研”，大多是收收发发管管杂务，快退休了弄个“副处调”的帽子戴戴，为的是提高级别待遇，并非因为德才具备。还有些人到龄退出岗位了，却还要官升一级，那些讣告上在括弧中特别标明的“享X级”就是这么来的。不过职虽虚，可福利待遇是实的，谁不乐而为之呢？虚职的设置，表明官职可以不是工作需要而是一种待遇。
凡此种种，庞大的机构也好，抬高规格也好，设置太多的虚职也好，客观上都是鼓励人们当官、当更大的官。如此这般，中国的官怎么会不多呢？我这里只罗列了一些现象，至于造成官多的深层次原因，请有兴趣的专门家去研究吧！
汪长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