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一夜之间，贵州黄平县300多名副科级以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全都统一换成了一样的彩铃，并且在更换之前，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铃声被更换。有的甚至家里的电话都被更换了同样的铃声。更换铃声是黄平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给各单位的（8月28日央视《中国法治报道》）。
乍一看，黄平县为辖区内干部统一彩铃的因由似乎信手拈来：彩铃取材于本地民俗
曲库，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且旋律不乏动人之处。既然彩铃本身有着显见的沟通和外宣作用，那么，何不将这个难得的展示平台让位于本土小调呢？无疑，“官方”立场、官式思维的过度理由，在此成了对本土化彩铃倾情扶持的惯性借口。遗憾的是，决策者没有觉察到（或者根本未曾打算）这种“溺爱”型保护方式后的各种破坏性元素和负面效应。
首先，干部们的手机和宅电使用，属于个人私权范畴，有根据自己的爱好和习惯自由选择的权利，黄平县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强迫干部们进行彩铃统一化，并在最终未获同意的情况下实施强力干涉和更迭，是一种典型的以公权力支配和侵犯公民私权利行为，其性质并不因为彩铃本身的价值属性就会改变。其次，彩铃市场同样植根于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只要其内容健康、经营程序合法，无论何种彩铃，都有平等接受消费者选择的权利。黄平县推行的干部彩铃统一化，实质就是彩铃消费领域的“歧视性”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圈化壁垒的缰绳一旦撒开，其冲决力和“统治欲”将很难遏制。事实上，以严肃的红头文件形式和强力干预手段实施荒唐的干部彩铃统一化，本身就是一种错位和滥权，它是对公权力本位职能一次极其可笑的背离。
其实，类似这种纵权过度理由下的行政扭曲，我们并不陌生。究其根底，可以形象化地概括为权力的决策性“斜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部门利益，不见全局远景。这决定了一些公权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偏向、局促和紊乱。可以想象，在这么一种权力生态背景下，短视、偏激和自利型决策的出台，丝毫不令人惊讶。透过行政扭曲后的彩铃式标本，我们更应感到对公权力制度化和法治化规制、引导的必要与紧迫。
作者：
江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