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难背高利贷双手空栽陌上桑

　　“镇里没信用，欠我16万。躲债14年，有家不能归。这种苦日子，何时是个头？”7月26日上午，本报接待室。白发苍苍孙大亚，步履蹒跚走进来。屁股刚一落座，快嘴说了起来。

　　;镇里要栽桑支书忙贷款

　　8月7日下午，冒着炎炎酷暑，记者来到利辛县汝集镇，核实孙大亚反映的问题。

　　该镇何副书记介绍：胜利村700多户，有耕地4000多亩。80年代，孙大亚任村支书，利用西淝河河坝，栽植近20亩蚕桑，是市里“先进党支部书记”，是“带领群众发家致富带头人”。1992年初，实行撤区并镇，镇里新的班子，决定将他的经验，在全镇予以推广。

　　据了解，当时镇政府这边做决定，那边签合同：孙大亚作为乙方，供应1000亩桑苗，共计140万棵，不得违约；镇政府作为甲方，自1993年起，保证3年之内，还清苗款。他为了完成任务，到处借款贷款，动员270位村民，参与栽桑育苗，秋后如数交苗。镇里分送各村，各村打了收条，苗款收不上来。

　　“当时全镇栽桑，是个行政包办。缺乏严格管理，桑苗枯死不少。”马镇长一番总结，颇有点理论色彩：“中央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岂能违背政策，筹款兑付苗款？”

　　24.1万元育苗款，都是孙大亚经手，1992年至1996年，镇政府也曾7次付款，已付8.1万元，尚欠16万元。200多村民血汗钱，至今被拖欠14年。

　　苗款不兑现鸭蛋去抵债

　　河坝上的桑苗，如今成为遗迹。一望无际的田野，一片郁郁葱葱的庄稼。沿着乡间小道，踩着一路泥泞，记者来到坝上两间平房前。

　　“孙大亚，记者看你来了！”镇里同志一声呼唤，这老汉光着膀子，穿裤衩跑了出来，一见记者，煞是激动，忙搬出小凳，挺热情招呼。记者想看当年合同，他便小心翼翼取出。皱巴巴早已破旧，多少人翻过看过。合同上，甲方签名的，是当时镇党委副书记秦汉秀，乙方签名的是孙大亚。签订时间：1992年3月20日，盖了汝集镇政府公章。

　　“不是冤枉，哪会上访？”孙大亚，在伤感：“镇里欠钱，要不回来，我欠农户，年年上门。部分村民，疑我贪污，几年提留款，也都不交了。镇里催款，不让抵账，我垫2万元，全是高利贷。去年县委书记，来家了解情况，决定每年镇里，至少得还2000，利息不付了，10年来还清。今年67岁，难保10年哩，再滚10年息，儿孙都受累。可怜晚年，难享天伦，躲到河坝上，每晚点煤油。”

　　一旁老伴，也在埋怨：1995年，家中在为供销社代销，20吨化肥被拉走抵债；1998年，贷款养鸭2000多只，鸭蛋被农户拿光抵账……这日子，没法过。

　　记者问：“开头发展蚕桑，不是很顺利吗？为何1992年，突然失败了呢？”

　　他回答：“原因多方面，其中的一个，蚕茧跌了价。”

　　乡镇多负担化解是关键

　　汝集镇是贫困镇，每个村有债务链。全镇21个行政村，政府欠这些村，加上其它债务共600多万。每月利辛县财政，只拨2万元办公，远远不够开支，哪里有钱还债。就算孙大亚，起诉到法院，镇里败诉了，也是没钱还。

　　记者走访县农委，主任李玉勤介绍：利辛县1965年才建县，县财政一年收入没1亿，无法解决镇村两级债务；镇村两极债务形成，根源在于体制问题；该是政府办的事，政府发文下面办，下面财力不足了，摊到老百姓头上，农民拿不出钱，干部就得借贷，任务总算完成达标，债务留在干部身上……要化解农村债务，几方面同时入手，金融上要给政策支持，对于民间借贷，应该善于疏导。解决旧帐之时，必须控制新债。1992年的栽桑失败，是政府行政干预所致。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各级都应吸取教训，不能再用计划经济模式，要走政府引导、市场配置、农民自愿的路子。

　　记者认为：孙大亚一番遭遇，折射出许多问题，有的是体制问题，有的是责任问题；还债需要10年，而且毫无利息，这种偿还方式，似应予以改进；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随着对农村投入加大，应该清理老的债务，认真汲取其中教训，实行领导问责制，莫让投入打水漂。

　　记者采访之时，村民围了过来。57岁的孙文杰，一双眼睛扑闪着：“那年由于镇里号召，俺家栽活6000多棵，一棵就算0.19元吧，支书欠俺1000多元。”50多岁的吴大婶说：“日子太久了，该得多少钱，已经记不清。”村民孙永军，一脸气鼓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不管多久，这钱得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