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绊倒医院两院长

　　重庆市沙坪坝区法院日前宣判，因在购买医疗设备过程中获取医疗器械公司“红包”，重庆市胸科医院正副两院长分别被一审判处5年6个月和5年的有期徒刑。一个小小医疗器械商的“红包”诱惑，威力何其大！

　　■“红包”诱惑

　　经查，2003年非典期间，重庆市胸科医院采购了重庆爱康科贸有限公司的两台呼吸机和1台笔记本B超。 爱康公司负责人杨作民为联络感情， 以便日后能向胸科医院销售更多产品，送给医院院长高万现金1万元的“红包”，送给负责医院医疗设备采购和管理等工作的副院长韩学武现金5000元的“红包”。

　　据沙坪坝区检察院指控， 高万在担任重庆市胸科医院院长期间，分3次收受杨作民三笔“感谢费”，共计8万元。第一笔是在2003年四五月间，杨作民送给高万1万元。 第二笔是2004年医院购买了杨作民公司所代理的CT机之后，杨作民先送给高万5万元“感谢费”；不久后，杨作民又提着5万元到高家，亲手将“感谢费”交给高万，高万收下了其中两万元。

　　高万并不是杨作民 “红包公关”的唯一对象，杨作民还将目标重点锁定在分管医院医疗设备采购工作的副院长韩学武身上。 2003年9月， 杨作民向重庆市胸科医院销售了一台手提式B超，杨作民为联络感情， 以便在医院以后采购设备时能够得到关照， 先通过韩学武的妻子曾义送给韩学武好处费5000元。2004年4月，重庆市胸科医院准备购买一台CT机， 杨作民代理的美国通用公司生产的CT机顺利中标后，为感谢韩学武在他销售设备过程中的关照、帮助，又通过韩学武的妻子曾义送给韩学武好处费5万元。

　　审理此案的法官刘原认为，现在医疗器械公司打着“拜年钱”、“感谢费”，以联络感情为名赠送给医院领导和医生的各种“红包”，其实质都是支付医院购进医疗设备的“回扣”。

　　■“串标”勾当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医疗器械公司代理不会白白给医院领导赠送“红包”，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让自己代理的医药器械顺利销售给医院。 在胸科医院的案子中，“红包”发挥了巨大魔力，在政府采购中让医院领导与医疗器械公司“串标”。

　　2004年4月，重庆市胸科医院准备购买一台CT机， 杨作民得知此信息后，于7月找到韩学武，请他帮忙推荐，韩同意提供帮助。 经过讨论，医院形成意见， 同意采购杨作民代理的GE品牌CT机。由于采购该设备是市财政拨款， 根据相关规定要经过招投标，医院要提供技术参数，杨作民在制定投标书的技术参数时，征求过高万和韩学武的意见。

　　庭审中， 公诉方举示的多份证人证言证明了高万、 韩学武在2004年医院添置CT机期间和杨作民有过“沟通”。

　　该院医师徐某证实， 杨作民了解到该院要添置一台CT机时， 曾找到徐某支招， 请教徐某要向哪些领导“做工作”才能将他代理的产品成为医院的购买对象。 徐某说高万是院长， 韩学武是分管设备采购的副院长，只有找他们两人。

　　韩学武也在证词中证实， 高万在CT机招标前， 曾与杨作民多次“沟通”，杨作民向医院提供了他代理的CT机的技术参数， 医院照着杨的参数向上级打报告， 医院则“指导”杨作民如何写标书。高万还曾提示杨作民不要将设备报价高过400万元。 结果，杨作民自然在标书中心领神会地报了398万元的价格。

　　经过市招标局招标， 杨作民所在的重庆盈科医疗设备公司顺利中标， 于2004年10月与重庆市胸科医院签订合同。

　　重庆市胸科医院一位分管后勤工作的副院长证实， 医院决定采购哪种品牌的设备，高万一人说了算，他从来没有参加过类似讨论。

　　公诉人在综合发言中表示，高万等人与杨作民在竞标前充分“沟通”，实质就是“串标”。

　　■法网恢恢

　　庭审中，被告高万辩解说，她所接受的 “第一笔1万元是 ‘拜年钱’”，对公诉人指控其为受贿表示异议。 高万称，接受这1万元时，杨作民说要给她拜年， 想到杨作民是给她拜年，也就收下了。 因此，收这笔1万元， 并没有利用院长的职务便利为杨作民谋取利益，不能算作受贿。

　　公诉人就此发问：“杨作民在认识了你后， 为什么要连续三次给你送钱？ ”高万略加思索后回答说，因为自己是医院的法人代表， 即使招标定下来采购杨作民的设备， 医院不签单，杨作民也不会很快拿到钱。还有，设备在医院投入使后，售后服务等方面医院还要与杨作民的公司联系， 杨作民送钱可能是为了以后好和医院打交道。

　　任凭被告怎样辩解， 在犯罪事实面前是无法抵赖的，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重庆市沙坪坝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高万和韩学武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任职期间非法收受他人贿赂， 其行为妨害了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已构成受贿罪，处有期徒刑刑罚外，法院对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晚报网络编辑：闫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