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起诉《第一财经日报》两记者的消息传出后，全国斥责之声一片，认为富士康不该告这个状；更有专家站出来，称富士康应该告的是媒体，而非其聘用的记者；还有人猜测富士康绕过媒体起诉记者，居心不良。（详见昨日本报Ａ13版、今日本报Ａ22版）
这些论断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我们不妨从另一面思考一下，富士康以权益受损为名，状告记者，其行为并不违法，其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也应该得到保护。至于被告应该是媒
体还是记者，由法院判定。富士康告错人的话，法院自然会判其败诉，就此点过多指责和猜测，显然有失公允。
还有相当数量的公众认为，富士康起诉记者，说明他们“不老实”，既盘剥了自己员工，又想对抗媒体监督。这就犯了“舆论审判”的错误。富士康以名誉侵权为由告记者，其依据自然是记者报道失实。而报道是否失实，显然是此案的关键，也成了争论的议题。在此议题尚待进一步核实的情况下，想当然地认为富士康一定有问题，进而对其起诉行为大发愤慨，似乎没什么必要。
既然此案已经进入法律程序，那我们不妨拭目以待。无论结果如何，此案具有标本意义。媒体对企业等社会实体的监督权利，究竟能走多远；新闻报道中的判断性词汇，是否造成侵权；记者的职业行为和个人行为如何厘清；现实舆论生态对此的反应；地方利益会多大程度干涉舆论监督等问题，都将一一为我们呈现，并激起更深广的讨论。全国媒体和公众，也将不同程度地从此案中得到启示。
但是，我们必须留意，如果证据显示《第一财经日报》关于“富士康虐工”的报道属实，那么深圳市劳动监管部门，和曾派驻专员调查此事的苹果公司，都应该向公众做出解释：在富士康起诉记者一案前后，都扮演了什么角色？
■孙旭阳（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