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疑罪从无”还是“疑罪从有”，这两个概念都是司法实践中的认同意识。今天，当民主法制社会向中国缓慢走来的时候，过去在司法实践中对刑事或民事案件“疑罪从有”的认同意识也在法理上发生着“疑罪从无”的变化，这无疑是一种司法的进步，这种进步也是中国普法教育的意义所在。不过，本文要谈的恰恰相反，是要把过去存在社会意识中的权力“疑罪从无”扭转到“疑罪从有”的法理监督意识中来，社会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和谐发展。
权力，在西方的法理解释中认为是统治者处理国际国内各类事务的一种“综合控制力”，但同时又认为权力并不是与生具来的统治力量，而是必须通过另一种方式——《宪法》规定下的民意授权程序获得，这样的权力才是统治者的合法权力。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解读，权力具有公共属性，谁也不能自我选择权力，也不能自我授权自己拥有权力，即便是获得了《宪法》规定下的民意授权的公共权力，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都必须无条件接受全社会的公共监督。
权力的“综合控制力”，决定了权力对社会所有公共资源拥有控制、管理、处置和分配权利。正是由于权力具有这样强大的“综合控制力”，在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中国，权力历来就被赋予与生具来的神圣崇拜、至高无上的神秘色彩和“疑罪从无”的绝对权威，时至今日，这样的封建权力意识都没有从中国的社会意识中更本铲除，因此，也就谈不上用“疑罪从有”的法理意识对权力进行有效地监督，同时也就难以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无数的权力犯罪和权力腐败事实就是无需证明的证明。
权力对社会所有公共资源的“综合控制力”特性，决定了公共权力私欲滥用的可能性，权力拥有者甚至不惜为了满足私欲而裹挟“疑罪从无”的权力意识而越界滥权，直至达到阻挡权力滥用的更大权力边界为止。在现实社会中，无数越界滥权的权力犯罪和权力腐败事实，又有多少不是裹挟“疑罪从无”的权力意识而造成的呢？由此愚下认为，由于权力具有对社会所有公共资源的“综合控制力”特性，利用权力犯罪就是具有“天时地利”的轻而易举之事，权力犯罪理所当然成了损害社会利益的高危地带，那么就完全有理由把权力行使过程中“疑罪从无”的封建意识认同铲除掉，从新树立对权力“疑罪从有”的法理认同，这也是法制社会对权力认识的应有之义。不幸的是，中国多年来的普法教育虽然使全社会的法制意识得到了提高，但用“疑罪从有”监督权力的法理意识却从来都没有进入普法教育的程序，这不能不说是普法教育的最大缺陷。
用“疑罪从有”的法理意识监督权力，是现代法制社会的必然选择，在中国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并不说明不能够做到。天上不会掉馅饼，天上也不会掉监督，只有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用“疑罪从有”的法理意识监督权力才能变成现实，让普法教育补上权力“疑罪从有”的法理意识，让权力者懂得为官不易，让权力者懂得为官风险，让权力者懂得权力有界，让权力者懂得权力受制，让权力者懂得尊重人民，让权力者懂得尊重社会，唯有如此，实现和谐社会才不会是梦想。不过，要实现对权力“疑罪从有”的法理意识监督，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的事要做，尤其是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并非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