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 慕毅飞
《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王佑和编委翁宝，由于披露富士康在深圳的下属企业员工“超时加班”，被这家企业提起诉讼，并分别索赔2000万元和1000万元。报社一直保持与企业的沟通，但最后还是收到了法院的民事裁定书，王佑和翁宝的个人财产遭到了法院的查封。几乎所有的法律专家都认为，纵然报道有误，企业诉讼的对象也应该是报社，而不应该是记者个人；而且，在名誉侵权案件中，以诉讼保全为名查封个人财产的做法极为少见（8月29日《河南商报》）。
富士康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居于206位，它的老板是台湾首富，故有媒体将这起诉讼称为“大鲸鱼对小虾米”。诚如有关媒体的分析所言，富士康不与报社对簿公堂，就因为看中记者个人是“小虾米”。先用天价诉讼标的，对记者产生精神压力；再以申请诉讼保全为由，查封记者财产，给记者个人带来生活不便；再让记者家人承受压力，最终使记者疲于奔命，没有金钱和精力应对诉讼（8月29日《中国青年报》）。对富士康这条“大鲸鱼”来说，想一口吞掉敢于冒犯它的“小虾米”，这很好理解。不好理解的是，深圳中级法院怎么甘当起“大鲸鱼”的帮凶？
根据民法理论，职务作品的侵权行为通常应当由记者所在的单位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也规定：“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用著名法学专家、中山大学法学院慕亚平教授的话说：“除非能够证明个人超越了职务的范围，比如记者将文章发在了其他报纸上，这种情况下，可以将个人单列为被告。”其次，“法院判决前，针对个人的财产保全不能影响到当事人的正常生活，否则就是‘不管当事人有没有责任，先让你承担责任再说’，就有点不公平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则认为这个案子很荒唐，“法院受理此案后，没有做一个基本的审查，就采取措施查封了个人的财产，给人的感觉是任何一个环节都留下了严重的错误”。
结局如何，拭目以待。让人困惑的是，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明明白白；法学家的看法，也没见有什么争议；为何迄今为止，没见到来自深圳中院的说法？常人也看得懂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为什么深圳中院却视而不见？法学家频频质疑了，为什么深圳中院却置若罔闻？希望媒体追踪一下，公众最想知道的是，法院究竟出于什么理由，非要如此助虐鲸鱼！（编辑：张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