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丁之歌》送我劳改　“小道消息”累我入狱_新闻中心

《园丁之歌》送我劳改　“小道消息”累我入狱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30日09:49 南方新闻网

《园丁之歌》送我劳改“小道消息”累我入狱　　作家谭元亨回忆自己因一部戏几起几落从“大红人”变身反革命的戏剧性经历　　广州口述史1976知青系列之四　　讲述背景　　因为一部戏，他告别知青生涯，四处巡回报告，他写作的小说在全国发行300万册，一时风光无限；同样因为这部戏，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监狱。　　回忆起一次次戏剧性的起落，作家谭元亨说当初写小说只为了尽快回城。　　著名画家廖冰兄的女儿、知青廖陵儿以为一辈子要扎根农村，自学成了赤脚医生。1976年返城时，成为所在生产队里最迟走的知青。　　忆起当年自愿下乡“想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说当年自己“满怀一种很虚的理想主义，以为虽然现在情况不好，但继续坚持下去就会好，而且是全人类的好”。　　征集线索　　1976·广州口述史，复活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本报近期将推出相关报道。诚征讲述人和线索。一经采用，支付线索费。　　电话：020－87388888；传真：87373419；电邮：guangzhouxw＠vip.sohu.com 　　(请注明“1976·广州口述史”栏目收) 　　写小说为的是回城　　1973年告别知青生涯进城当编剧　　我还算幸运啦(笑)。　　因为写了那部《新教师》，在农村当了四年知青就被招工回城了。那是1973年吧，当时我很红。　　有多红呢？四处做报告，鲜花、掌声，被树成典型……这些就不说了。那时对知青而言，最风光的事莫过于——回城。　　我是1968年到湖南湘潭炎陵县当知青的。我是广东人，父母都是工程师，上世纪60年代他们从广州到湖南支援内地工业，我们一家都迁到湖南。因为“文革”刚开始时帮老干部写过申诉信，知青们被敲锣打鼓送下乡时，我还被关在学校察看，后来被工宣队单独送下乡时，戴着白花挂着黑布，很惨淡。　　刚到农村那会儿，知青们的命运都一样，所以彼此之间的关系很和谐。但从1971年招工回城开始，知青内部分化就很厉害。　　那些家庭出身好的知青，或者当干部，或者进工厂，都纷纷想办法“跳出了农门”。而我呢，父母是知识分子，祖上又是广州十三行的后代，在当时就是“臭老九”。招工啊、当工农兵学员这样的好事是轮不到我的。可我不能一辈子留在农村吧，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说实话，我写那部戏，也就是为了回城。　　当时我已经在湖南湘潭的农村当了整整4年知青。因为以前就喜欢写点东西，也小有名气了，在农村的大部分时间，我以知青的身份在农村学校代课。　　1971年，因为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文革”风向向右转，教师的待遇地位有所提升，学校也开始注重抓教学质量。看着政治上的变化，我萌生了创作的灵感，拿起笔创作了小说《山花烂漫》，写了几位新教师如何用新的教学方法指导学生，小说中也有了“这也怕，那也怕，就不怕工农子女没文化”这样的话。　　当时想，就试一试吧，说不定能成。没想到，还真成了(低下头来无奈地笑了笑)。　　后来《山花烂漫》里的相关情节被改成了剧本《新教师》，内容很简单，就是一部歌颂教师辛勤劳动的小戏。说的是两位新教师在教育孩子的方法上发生了分歧，女主人公采用了启发式方法解决了教学难题。因为迎合了“批林整风”的政治潮流，剧本受到组织上表扬，随即被专业剧组改编为专业剧本。1972年底省里调演，刚好在湘潭市汇演，还拿了个第一。　　我的运气就像跳龙门，因改编者说起我是原著者，1973年湘潭京剧团招工，我被招去当了剧团编剧。　　只风光一年　　江青列出《园丁之歌》三大罪状　　在剧团里的工作，就是跟着老编剧写些剧本，一个月工资有30多块，当时大学毕业的也才拿40多块的工资呢！比起呆在农村当知青，我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刚才我不是说了嘛，1973年的时候，我很红，不仅自己招工回城了，剧本被搬上舞台四处演出，在湘潭我成了榜样式的人物，到各个乡镇巡回作报告，大家都很羡慕我。　　谁知，才风光了一年多就倒霉了。　　政治风向又变了！《新教师》经过一些老编剧的修改，被拍为电影《园丁之歌》推荐到北京。没想到，江青当时就对这出戏提出了三大罪状：教师怎么是园丁，教师就是“臭老九”，党才是园丁。再一个，戏里的一句台词“没有文化怎能承担革命的重担”，老红军里大字不识的多的是，你这样说就是反对老革命；最后一条罪状就是，你写教师这样对学生，就是“管卡压”学生。　　总之，按照江青的说法，歌颂老师就是歌颂“臭老九”，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反调，是一部反动戏剧。　　三条罪状就足以把我打倒，当年我就被关进农场劳动改造。在当时高压的政治环境下，我只有认命。　　其实湘潭市的市委书记还是支持我的，他曾经对我说，觉得这出戏没问题，但是上面压下来，实在无能为力。本来我的罪名是足够被关进监狱的，因为书记的理解，才被送去农场。可惜这位市委书记不久竟死于非命。　　毛泽东鼓掌　　重拿笔杆，作品印了300万册　　在农场过了大半年的劳改生活后，政治风向又变了。邓小平复出了。湖南省委又传出消息说毛泽东在长沙看了这出小戏还鼓了掌，言下之意就是：“这部戏没什么问题啊，不错！” 　　一句话，我又幸运地被放出来了。　　重新回到剧团，拿起笔杆子，我又开始激情万丈。当年就创作了长篇小说《鼓角相闻》，都是对知青运动歌功颂德的内容，现在看来太理想主义了，但在当时却很受欢迎。　　这本小说与《分界线》、《剑河浪》等书一起，作为当年第一批的知青小说推出，在八个省陆续翻印了将近300万册。300万册啊，你说在今天，有哪本小说可以印这么多？300万册的印数，在今天我可是要发大财了，不过当时出版社也给了我800块补助，在1975年也算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因为《鼓角相闻》，我又红得不得了。那时随便到哪个书店，这本书都被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一排排的。到哪里演讲，都有读者拿着书过来找我签名，连我的弟弟，都沾了我的光被招工回城……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长曾经拍着我的肩说：“谭元亨不能入党，谁能入党！” 　　一句“小道消息” 　　从风光顶峰被送进监狱　　好运不长。　　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来爆发的“四五运动”使得政治空气骤然紧张。但我正在风光顶峰，并没有意识到。　　有一次在剧团和其他人聊天时，我无意中提到毛泽东说的一句话：“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打垮了蒋介石，把他赶到一个小岛去，第二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但是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我现在还没死，不过也可以盖棺论定了。” 　　当时这段话还没有公开发表过，只是“小道消息”。剧团里有个演员因此跑去告发我，说我散布政治谣言。　　我再次被打倒。　　1976年8月28日，我被正式立案审查。一句无心话，加上那部小戏，我和湘钢的一位老干部与一位老职工，被划为反革命集团，送去湘潭附近的一个防空洞隔离。专案组每天都有人找我谈话，要我交代问题。　　整个防空洞除了我，就是一名看管我的公安局政治部主任。这人没什么文化，但是整天都捧着本毛主席语录，每天都在写学习心得，我看见了都哭笑不得，据说后来他还评上了学习毛主席语录积极分子。(笑) 　　1977年，我被关进监狱。　　刚进去时，我真想自杀。觉得自己冤啊，所谓罪行都是子虚乌有的。除了心理打击外，在里面承受的折磨，也简直让人没勇气活下去。　　湖南的冬天多冷啊！外面还下着大雪，我刚刚被毒打了一顿后，又被扒光了衣服带到冰天雪地里，一跪就是一整晚。　　经常，只要专案组一句话，甚至一个暗示，就会有皮肉之苦。有一次，看守莫名其妙跑进牢房把我毒打一顿，那枪托砸得狠，我的脑袋肿了一圈，眼睛都睁不开。后来其他单位的人来调查我，根本连人都认不出。现在我大腿上一块肌肉萎缩，就是那时的后遗症。　　挨批“好时光” 　　厕所里捡烟头回牢里换饭吃　　坐牢期间，我被拉去批斗大会不下上百次。　　给我戴的帽子是“现行反革命犯”，而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现在不能理解吧，“犯”字在当时表示你有可能是反革命，也有可能不是，就是不置可否。而分子就是定性你一定就是反革命。而我呢，算还没定性，称之为“犯”。　　日复一日的批斗会，在自己的学校、在厂矿、在礼堂、在农场……那些批斗的地方往往都是我以前作报告的地方，辛酸吧？　　有一次，我被拉去新华书店的门口前批斗，书架上还放着一排排《鼓角相闻》。因为专案组对我的调查还没有结束，所以我的小说他们还不敢撤下。　　一边是被打成反革命，一边反革命作家写的书还在卖，好笑吧？　　批斗多了，也就慢慢麻木了。　　站在台上时，我已经学会不去听他们在讲些什么了，常常走神。有次在中学开批斗会，我站在一张乒乓球台上，刚好看到一个小孩在台下画画，画的就是我在台上挨批的样子。当时我就忍不出笑出声来。台上那些正在批我的人正讲得慷慨激昂呢，突然听到我笑，都觉得莫名其妙，他们肯定心想：“这人肯定疯了，挨批斗还能笑得出来。” 　　再后来，我还觉得挨批斗也蛮好玩。(笑) 　　因为每次挨批斗不仅可以到外面透透气，还可以赚点饭钱。监狱里没烟可抽，我就可以趁在外面挨批时帮牢里的人捡烟头，回来跟他们换饭吃。捡烟头收获最丰富的一次，是在市委的招待所里挨批，我在厕所里面捡了一大捧烟头，藏在衣领里带回去，在牢里换了好几天的饭吃呢。　　白坐20天牢　　获释后提笔反思知青历史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虽然在牢里，也意识到风向变了。　　我想自己可能有平反的机会了，不再想着寻死，我要申诉！　　有一天，我在监狱里看报纸，刚好看到上面用黑体字引着毛泽东那段话，就是他们用来作为罪证的话。我马上就闹起来，我说你们看，现在报纸都登出来了，这千真万确是毛主席说的，不是我在造谣。但是他们当时的回答蛮横无理，“你不要闹，这不算问题，你还有别的问题。”没多久，他们却作为“三种人”被揪了出来。　　那时候整人就是这样，不过我没有放弃，开始写申诉书。后来周扬复出，我马上给他写申诉书，他也发了批复，就是说谭元亨不应该因为写作而获罪受批。省委书记对周立波的大儿子周健明(省文联执行主席)说湘潭关了个作家，周说作家是关不得的，快放人。　　我真正获得释放，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事。　　公安局正式下达的释放命令是1979年3月26日，而我离开监狱已经是4月14日。平白无故地多坐了将近20天的牢。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单位没人肯接我出狱。剧团说没有将我送去监狱，是你们公安局来抓的人，剧团没权力把我接出来。湘潭市文化局也说人不是他们抓的，他们也不肯接，而公安局也没人接，我也不能放，最后还是市委宣传部来人把我接走的。三家单位打太极，害我白坐20天牢。　　从牢里出来后，我陆续创作了《我的神女》、《我的圣女》和《我的倩女》三部批判反省知青运动的小说。　　当时所有朋友都劝我不要再写了。他们说：“谭元亨，你就是因为写东西被整得身败名裂，还写呢！” 　　可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全国1／10的人，最好的光阴都在那场运动中度过。　　那个时代是应该被记录的，那场运动也应该被反思。　　我自始至终没想过放弃手中的笔。　　电影《园丁之歌》　　剧情简介：在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指引下，教师俞英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按照毛主席关于“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的教导，她走出校门，虚心听取工人群众对教改的意见；她对后进同学，怀着无产阶级感情，遵照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启发式”教学方法，耐心地做好陶利的思想转变工作。在俞英身上，鲜明地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教师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培育新苗的优秀品质和模范行为。　　《园丁之歌》，围绕如何教育学生的问题，展开了两条路线、两种教育方法的激烈斗争，鲜明、形象地阐明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主题，热情歌颂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90斤弱女担180斤河泥　　廖冰兄之女廖陵儿讲述下放九江当赤脚医生经历　　【下乡】自愿去南海九江　　我在(广州)市三中读的中学，1968年，中央发文，号召广大青年去广阔的农村。我姐姐当时已经参加工作，就不用下乡了。我当时21岁，没有工作，正和同学一起闹革命，于是就和弟弟妹妹都下了乡。我和妹妹去了南海九江，弟弟去了湛江。　　我当时是抱着自愿的心态下乡的。我的想法是受到父亲的影响，也受到当时教育的影响。我父亲一再和我们说，党作的一切决定都是正确的。红卫兵来抄家之前，我和妹妹就积极“破四旧”，搜我父亲的很多书籍和雕花家具当废品卖，他都看到了，也支持我们。　　有比我们高一两届的同学，是1964年去农村的，学校请他们回来作报告，我当时就很佩服他们，也想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是1966年毕业的，但到1968年才下乡，中间的两年就和同学一起闹革命，直到后来党中央通知“复课闹革命”。虽然1966年我们已经毕业，但同学还维系着在一起的关系，当时认为我们这些人的去向，国家会有一个安排。　　【送糖】监狱拒绝给父亲　　我下乡是在秋天，父亲已经被造反派红卫兵抓起来了，不知抓去了哪里，所以我在南海的时候，每天都很揪心，不管是劳动还是做什么其他的，都在想着他的下落。后来到了冬天，我回城看到家里信箱里有块巴掌大的通知，是公安局通知廖冰兄的家属，冬天要送一些棉被去槎头监狱。这时我们才知道父亲还在广州。　　姐夫和我就带着父亲的棉被棉衣、带着我们生产队新发的糖，踩着单车去槎头监狱送给父亲。但是在门口就被门岗拦住了，他说按照通知单，糖不允许带进去。我当时也没见到我父亲，糖也没有送到他手里，但总算知道他在哪里，也就安心一些了。　　我妹妹比我小两届，由于年纪小，她们对上山下乡的看法和我们这一届不同。当时关于下乡，有两种比较典型的思想，一种是像我这样，满怀一种很虚的理想主义，以为虽然现在情况不好，但继续坚持下去就会好。而另一种是觉得现在过得不好就不好。大家都很幼稚，互相瞧不起。　　【劳动】一到冬天就修水利　　我在九江的八年，一到冬天，就会去修北江大堤和西江大堤。当时修水利是人民公社发动群众，生产队派工，也记工分。冬天北江和西江部分河床变干了，我们就先把河床上的泥巴挑到大坝上加厚大坝，再种上草加固坝堤。一到冬天，吃完早餐就开始修大堤，我们生产队20来个知青，包括我妹妹，和农民一样光脚下泥，脚底的茧越磨越厚，回家后如果穿尼龙袜，脚底板都能把袜子刮破。那时冬天很冷，脚底板会长冻疮。我们用双肩担泥，当时我只有90斤左右，最多却能担180斤河泥。我能承受的重量还是回城在锁厂建筑工地担石墨石的时候才知道的。　　我们的工分，当时一天大概是4毛钱。在农村过日子也是油盐酱醋。买猪肉吃是很奢侈的，大概一个月能吃到一次。不过，那时的九江遍地鱼塘，生产队每月会派专人刮鱼上市，按人头分配，一个人一个月2斤，从工分里扣，一斤鱼大概几毛钱，相当于一天的工资，虽然很贵，但这就是当时最好的营养品。　　【学习】自学成了赤脚医生　　当时以为要一辈子扎根农村，没有回头路，就努力去学习。在村里，我自学成了一个赤脚医生，农民要去看病，我就陪他们去大队看病，回来就做护理。学了针灸和打针，当时有一本书叫《赤脚医生培训教材》，很实用，起码能解决上呼吸道肠胃的病症。　　晚上的时间常常也很紧张，比如外来媳妇嫁到村子里来，就帮她写信到娘家。印象里最好笑的是帮助一个老农民，我当时是仓库保管员，公家有红色油漆，是专门用来往公家的箩筐、扁担上面写红字的。这个老农民没有儿女，财产只有家里四壁的砖头。他想把盖房子的砖头留给侄子，但又怕去世后别人来抢，所以他就让我在他家的四面墙上用红油漆写字。　　【回城】一家人终于团聚　　我们和当地农民相处不错，但偶尔也会觉得心里不舒服。比如下雨，我们知青就和几个干部去收公家的东西，而农民都是先收自己的东西。有一次我收完了公物回来，自己养在门口的一箩筐小鸡死了。还有割草喂鱼，是过磅记工分的，很多农民把地里的土也挖起来算草重。春天采桑的时候，要去弱留强，很多农民在过磅的时候为了增重，就去强留弱，这明摆就是损害公家利益。　　当时消息很闭塞，就以为一直呆在农村，没有想到会返城。我1976年回城了，在生产队里是最迟走的一个，回广州就去了第二轻工业局的锁厂。当时我父亲也放出来了，妹妹弟弟也回来了，一家人终于团聚。　　【结婚】就在家吃了一顿饭　　1976年，我也到了婚嫁的年龄，先生是我的同班同学，也一起在生产队里插队。当年结婚很简单，父亲工作忙，要出差，我们全家提前几天就在姐姐家里吃了一顿饭。出嫁的那天，工友送了些暖水瓶、茶杯，我先生就骑自行车来帮我拎，我没有自行车准备乘公交车，我妹妹说“你骑我的单车回去吧”。我们就这样结了婚。　　■讲述人·廖陵儿　　漫画家廖冰兄之女，1947年出生于嘉陵江边，1968年下乡去南海九江，1976年返城，在第二轻工业局的锁厂工作，1985年《南风窗》创刊任图片编辑，现任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会长。　　■讲述人·谭元亨　　1948年生，广东顺德人。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赴农村插队务农，1973年后历任湘潭市京剧团专业编剧，湘潭市文联文学干部，湘潭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广州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曾多次应邀赴美、法、英、加拿大等国讲学。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谭元亨与《园丁之歌》　　1971年，谭元亨创作了小说《山花烂漫》。《山花烂漫》里的相关情节被改成了剧本《新教师》。剧本受到表扬，1972年底省里调演，后来还获了奖。　　1973年湘潭京剧团招工，谭元亨被招去当了剧团编剧。　　《新教师》经人修改，拍成电影《园丁之歌》，被推荐到北京。江青对《园丁之歌》提出批评。　　1974年谭元亨被送去农场。　　在农场过了大半年的劳改生活后，湖南省委又传出消息说毛泽东在长沙看了这出小戏还鼓了掌，言下之意就是：“这部戏没什么问题啊，不错！”谭元亨重新回到剧团。　　1975年谭元亨创作的长篇小说《鼓角相闻》，与《分界线》等书作为当年第一批的知青小说推出，在八个省陆续翻印了将近300万册。　　1976年在剧团和其他人聊天时，谭元亨被诬“散布政治谣言”，再次被打倒。　　1976年8月28日，谭元亨被正式立案审查。　　1977年，谭元亨被关进监狱。　　1979年3月26日公安局正式下达释放谭元亨的命令。　　记录人：本报记者方夷敏杨传敏实习生康殷　　特约审稿：广东省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高宏的　　图片来源：讲述人提供　　图：　　连环画《园丁之歌》封面。　　“林彪事件”后廖冰兄(前排右二)开始获准放假回家，廖陵儿(后排左一)、廖陵珊(后排左二)、廖陵思(前排右一)分别从农村、农场请假回广州与久别的父亲团聚。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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