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记者索赔3000万

　　富士康公司用单独起诉记者的方式进行诉讼，其打压记者，压制舆论监督的“司马昭之心”，无疑是“路人皆知”

　　因不满一篇有关富士康员工“超时加班”问题的报道，近日，台湾首富郭台铭所控制的富士康科技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台湾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向《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提

　　作出相关报道的记者王佑与王所在部门的负责人翁宝系《第一财经日报》的员工，而王佑刊发的相关报道系职务行为。根据民法理论，职务作品的侵权行为通常应当由记者所在的单位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也规定：“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在国内，因为职务作品单独起诉记者的诉讼也属罕见，而3000万元高额的赔偿在名誉权纠纷案件中更是绝无仅有。

　　因此，作为拥有众多法律顾问的富士康公司并不会不知道这些道理，然而，它却选择了单独起诉记者，并以向翁宝索赔人民币1000万元、向王佑索赔人民币2000万元的姿态高调起诉，而申请深圳当地的法院并将两人位于广州和上海的房产、一辆汽车和两个银行账户全部查封、冻结。如果是真的想取得赔偿和解决问题，报社有经济实力，起诉报社能更保证获取赔偿的金钱和顺利得到赔礼道歉，而记者很显然并没有这个经济实力。所以，富士康公司的诉讼目的也许并不在于要维护自身的名誉权，其通过诉讼来打压记者的“醉翁之意”也很显然。

　　首先，他们提出的诉讼标的惊人，总额达到3000万，这从诉讼的一开始就容易从精神上给记者形成巨大压力；其次，他们以如此高额的诉讼标的起诉，就有理由申请诉讼保全，从而查封、扣押记者的所有财产，使得记者个人生活和工作极不方便，破坏他们的生活正常轨道，从而给记者的家人也带来压力；再次，富士康公司作为一个组织，他们实力远远超过个人，他们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拖延诉讼，让记者个人疲于奔命，从而没有金钱与精力去应对诉讼。

　　因此，在我看来，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乃蔚的话真是一针见血———“由于记者是职务行为，列记者个人就是为了打击记者个人。”富士康公司用单独起诉记者的方式进行诉讼，其打压记者，压制舆论监督的“司马昭之心”，无疑是“路人皆知”。

　　但是，即使富士康公司再怎样使用诉讼伎俩来打压记者，掩盖真相，我们坚定地相信，这场诉讼会得到公正的处理。作者：杨涛来源：金黔在线—贵州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