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当如何为义务教育尽“义务”？

　　随着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连日来，义务教育再次成为一个热门的公共话题——继日前教育部发出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不得举办各种名目的重点学校重点班”之后，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28日在做客媒体解读义务教育法时表示：“目前教科书改动过于频繁。”

　　品读上述从不同侧面对义务教育法所做的阐述、解读，笔者发现，无论教育部的“

　　如果说前者是着重从正面、“不缺位”的积极主动角度指出了义务教育的政府义务的话，那么，后者则侧重从反面的“不越位”角度强调了政府的另一种义务——即不过分介入教育具体事务、充分尊重教育自主权的义务。

　　没有前者，义务教育固然会失去基本的外在发展环境，使义务教育沦为等级化教育、蜕变成民众而非政府的义务；而如果没有后者，义务教育同样会在权力的侵蚀下丧失内在的发展活力，成为一种权力教育而非权利教育，并衍生各种教育腐败。

　　应该说，近年来，针对前一个方面的政府义务，相关讨论已经不少，并且已形成了许多共识，比如，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必须主要由政府来保障，且这种保障政府必须尽可能地做到均衡分配。但后一个方面的政府义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事实上，对于一个正常的公共治理过程而言，政府越位的危害性一点也不比缺位更小，甚或是危害更大。以教育腐败为例，审视近些年来各个腐败高发的教育领域，如教材、招生、基建、人事等等，不难看出，这些领域之所以腐败频频乃至不断成为“腐败重灾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与权力密切相关。换言之，权力干预、越位的程度实际上决定了这些领域腐败的深度。

　　具体从义务教育看，权力越位、权利萎缩所带来的教育危害，腐败其实还不是最严重的表现形式，而最严重的在于，这种越位实际上也是长期以来义务教育所以教育品质低下——应试化痼疾难除、素质教育步履艰难——的根本内在原因。道理当然很明显，因为依据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内的公立教育机构，实际上都是行政权力的附庸而非教育权利的主体——大到人、财、物的管理，小到招生考试、教材课程设置等具体教育行为，真正做主、“说了算”的都是权力。这样一来，教育评价机制不断行政化——遵循一种眼前的政绩规律而非长远的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应试而非素质教育大行其道，自然不可避免。

　　如果我们承认《义务教育法》是教育法治的一部分，而法治的宗旨在于规范权力保障权利的话，那么政府之于义务教育的“义务”，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让权力的归权力，权利的归权利——使政府权力真正恪守服务本位，充分服务而又不越俎代庖过分干预教育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