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慈善呼唤官方民间的相互认同

　　在珠海以及珠三角的其他城市，民间助学的热情普遍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中。更要看到的是，民间教育慈善活动正迫切要求某种形式的组织化，比如成立类似于基金会的公共机构。这种呼唤，预示着包括社会助学在内的公共领域正在珠海乃至南中国的这一富庶地区内萌芽。民间的慈善力量正在急切地寻找适当的表达形式——适当的被官方承认的形式。

　　当然，对于慈善助学方式的争论，也显示了民间和官方在这一问题上缺乏认同的现

　　很显然，相较于动态增加的“次贫困”学生，政府资助是杯水车薪，必须求解于民间力量。但在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公共力量保持某种程度怀疑的前提下，民间助学方式不仅缺乏效率，同时受到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的压抑。个人捐赠助学过分受到偶然性因素的制约，往往会造成助学目的和手段之间的脱节。但完全由官方主导的基金会，由于先天的社会成见以及特定体系的运行习惯，一贯受到民间助学力量的怀疑。我们理应注意到，人们普遍质疑的是官营教育慈善基金的运作质量，对于基金会的这一制度性架构则怀着强烈的向往。

　　换句话说，制度无罪过。在某种排除了强烈主导和控制的情况下，民间助学力量对于基金会这一机制的认同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在目前的中国，成立完全民间性质的教育慈善基金面临着无法突破的政策壁垒。那么，可否在“博爱”和“团结”的概念下，民间助学和官方主导的基金实现更紧密的合作和优势“嫁接”呢？笔者认为，要实现这样的优势互补，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慈善助学，离不开彼此目标的高度认同；而探索两种助学力量合作的过程也就要确立认同。简而言之，这一过程将是助学目的和手段高度统一的过程，除此之外，再无官方和私人助学画地为牢般的谋划。

　　珠海市的天威助学金每年启动资金只有20万元，它能够壮大到200万元甚至2000万元吗？——这不是画饼充饥似的幻想。对于以官方名义成立的慈善助学基金来说，特别需要设定“我是谁？”的自我追问和自省，因为慈善助学需要答案，即承认个人乃至民间力量在助学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合法性，同时反思现有主导模式的局限性和方式，进而在基金会的技术运作上向公众作出彻底的、清晰的开放。比如每一笔来自民间助学捐款的流向，清楚地定位和跟踪助学慈善的进程。

　　类似地，民间和官方慈善助学间的认同，同样需要前者做出理性的行动和选择。在这种自决的、自由的慈善助学下，慈善已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一营建过程中，民众要给予足够的耐心和信心，承认官方在完善制度性平台上具备的优势。撇开主义只谈问题，如果教育慈善架构不得不在妥协的情况下得到确立，那么在建设教育慈善的这一公共领域中，我们就必须学会像一个公民那样进行舍弃。

　　而珠海的案例已经证明，出于牢固认同的舍弃是教育慈善的趋势，也是值得的。□宋志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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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