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最近发生的“齐二药”事件和“欣弗”事件，有人士认为一直大力推行的GMP、GSP认证的药监局重审批、轻监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惠鲁生表示，医药行业出现诸多问题的一大客观原因在于我国药品数量繁多，而且还在不断有企业用虚假材料申报新药。（见《新京报》8月28日）
在公众对药监局重审批、轻监管现象批评之时，管理部门用“我国药品数量繁多”
来作为医药行业出现诸多问题的一大客观原因，不但有推卸责任的嫌疑，更是管理部门自利性膨胀的结果。其实，重审批、轻监管，不独药监行业存在，在我国各个行业并不鲜见，政府监管市场能力的脆弱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在煤矿行业（矿难）和教育行业（乱收费）、食品行业（食品安全）表现最为明显。笔者以为，这些都是公共管理人格化之下的必然结果，也是熟人社会式的公共管理模式的必然，并且最终造成没有人为监管不力负责的后果。
长期以来，我国人格化色彩浓厚的公共管理模式，导致了大量的非理性和低效率的公共管理事件生成，监管乱局就是公共管理人格化的最终结果。通过对种种监管不力现象的审视，不难发现，公共管理中的特殊主义取向盛行，血缘、地缘、人情关系时常支配着公共权力行使的方向，致使法律、规则因人而异，公共行政缺乏稳定性与普遍性，小团体主义盛行，部门主义、地方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泛滥，领导者独断专行和神秘主义，公共责任不明确，职责义务关系不明确，普遍存在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现象等。正是这种混乱，才导致了今天的监管不力乱局。深究其背后原因，排斥竞争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和万能政府的集权式体制安排是主要原因，由此延伸出来的家长制思维方式与作风，导致监管部门事后常常发表一通推卸责任的言论，而这种监管不力反过来又加重了公共管理的人格化程度，不但经济效益损失显著，而且社会效益的损失更是严重，对行政效率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经济时代的封闭型小社会已经渐渐远去，经济的转型必然带来政府治理模式的变化，与此相适应，笔者以为，我国公共管理应抛弃熟人社会式的公共治理模式，当下，应抛弃公共治理过程中的政府单中心倾向，打破政府单中心垄断公共治理权的局面，从而调动各种力量共同应对公共治理的复杂性挑战，提高治理效能。在一个公务人员缺乏足够的官僚制法治精神熏陶和市场机制尚不够健全的社会里，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治道变革，关键在于改变政府自上而下、居高临下的管理方式，完善培育公共理性精神。只有建立法制化的理性管理模式，才能有效克服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革除人格化公共治理模式中的种种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弊端。也只有如此，才能在消除公共管理人格化的基础上打破监管乱局。
[作者：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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