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阳
几乎一夜之间，贵州黄平县300多名副科级以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全都统一换成了一样的彩铃。有的甚至家里的电话都被更换了同样的铃声。而铃声的更换是黄平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给各单位，要求各相关单位必须严格落实。（8月28日央视《中国法治报道》）
社会心理学中有“过度理由效应”一说，意指每个人都力图使自己的行为看起来更合理，因而总是为行为寻找因由。且这种寻找和捕捉，常常会落脚于那些似乎显而易见的外在因由上。乍一看，黄平县为辖区内干部统一彩铃的因由似乎信手拈来：彩铃取材于本地民俗曲库，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且旋律不乏动人之处。既然彩铃本身有着显见的沟通和外宣作用，那么，何不将这个难得的展示平台让位于本土小调呢？
无疑，“官方”立场、官式思维的过度理由，在此成了对本土化彩铃倾情扶持的惯性借口。遗憾的是，决策者没有觉察到（或者根本未曾打算）这种“溺爱”型保护方式后的各种破坏性元素和负面效应。首先，干部们的手机和宅电使用，属于个人私权范畴。其次，彩铃市场同样植根于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只要其内容健康、经营程序合法，无论何种彩铃，都有平等接受消费者选择的权利。黄平推行的干部彩铃统一化，实质就是彩铃消费领域的“歧视性”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今日黄平能够在干部群体中进行强力推销，明天它会不会将覆盖范围扩大到全区、全县呢？圈化壁垒的缰绳一旦撒开，其冲击力和“统治欲”将很难遏止，何况内中很可能还有隐性的利益。事实上，以严肃的红头文件形式和强力干预手段实施荒唐的干部彩铃统一化，本身就是一种错位和滥权。
其实，类似这种纵权过度理由下扭曲着的行政“五官”，我们并不陌生。究其根柢，可以形象化地概括为：权力之“眼”的决策性“斜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部门利益，不见全局远景。权力之“口”的择机、择利而“食”，它决定了一些公权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偏向、局促和紊乱。权力之“耳”的习惯性闭塞和失聪，没有兼容、兼听，没有民主科学的广泛民意吸纳。权力之“鼻”的选择性失向，它在丧失审辨功能的同时，也丢失了基本的法治嗅觉。而在权力之心这一中枢部位，制度、秩序和责任约束的规校力被虚置、被格式化了，可以想象，在这么一种权力生态背景下，短视、偏激和自利型决策的出台，丝毫不令人惊讶。当然，透过权力五官扭曲后的彩铃式标本，我们更应感到对公权力制度化和法治化规制、引导的必要与紧迫。
(观宇/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