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首席评论：“富士康诉记者案”为何震荡中国舆情

　　作者：中和

　　因不满一篇员工超时加班的报道，台湾首富郭台铭旗下公司———深圳富士康，以名誉侵权为由，起诉上海《第一财经日报》两名记者，索赔3000万元，创下了迄今为止大陆向记者个人索赔金额最高的名誉侵权案，也是至目前为止企业首次直接针对记者个人的诉讼。

　　8月28日，该案向社会披露后，旋即引起整个媒体界和社会公众的强烈反应，整个中国舆情汹涌，群情震动。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详尽报道，各家门户网站竞相开辟专题，当事者私人博客点击暴增、互动评论如潮。各家媒体当家人物亦罕见地走向台前，实名对事件公开表明立场，均以带有普世色彩的话语体系抨击富士康的所作所为。新浪网总编指斥：“富士康直接起诉记者并索赔3000万元一案开创了危险的先例，这是对中国新闻记者的采访尺度和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职能的一次公然挑战。”《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认为，富士康此举“威胁了公众的知情权。”《财经时报》总编则评论说，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通过黑箱操作来掩盖内幕，以绕开舆论监督，逃避社会责任，而监督正是社会赋予媒体的职能，但令人遗憾的是保护这种监督职能的法律体系尚付阙如。

　　如果说内地媒体界诸多头面人物对于该事件的评论尚显理性与中和的话，那么，一些读者大众在网络上则发表了近乎“檄文”的讨伐，一篇被新华网和人民网等国内所有大网站转载的文章说，富士康起诉记者“让我们看到的是财大气粗者悍然向社会公正、良知、责任体系发起的一道‘反扑雷电’。”这道“逆公民扶弱济贫思维”的闪电恣意的目的，在于整垮和整崩敢于肩担正义的记者，从而对其他媒体产生“寒蝉效应”，达到“杀鸡儆猴”之效，以维护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中国司法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今天，一起公司起诉记者案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掀起如同海啸般的舆论浪潮，最直接最明显的原因应该是，媒体在制造舆情方面所具有的天然便利和“强势”地位。然而，在今次事件里，媒体无分南北，人群无分左右，皆几乎一致地予以关注，且立场惊人地接近，这其中透露的应该是更深层次的集体心态，即中国媒体同仁对舆论监督的顽强坚持和对新闻自由几近尖刻的敏感。他们的坚持，表明了中国许许多多有良知的媒体人对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执着，以及对保护舆论监督的法律的期待。

　　更有甚者，“富士康诉记者案”经媒体报道后所引发的震荡，早已逾越了媒体界，波及到中国数以千万计的读者大众当中，引起了与媒体圈内烈度几乎相同的反响。他们有的如前面网友文章那样指责富士康公司的“骄横”；有的质疑法院受理此案的动机和吁求司法机构宏扬法的精神，充当社会正义的最后堤坝；也有的颇为冷静地提醒媒体普世话语背后潜藏的集体暴政……形形色色的观点判断映射转型时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大众心理期望：人们对企业责任伦理普遍缺失的现状不满，并让社会大众对改善劳工工作条件和工薪待遇，并通过法律构建社会公平和正义充满期待。而“富士康诉记者案”过程中暴露的恰恰是这方面的问题，它不仅牵涉着让工人超长时间加班的问题，而且傲慢地挟资本之强大、利用司法机构对待监督者。这种击中了大众心理敏感区域的“典型性”事件，正是引爆社会舆论的主要因素，让他们群起谴责漠视责任者，呼吁法律的完善，期待正义的彰显。

　　从这样一起舆论事件中，让我们看到了吾国国民权利意识的成长壮大和人道精神的滋生繁盛。

　　(观宇/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