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泉 文
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说，从我国国情和实力来看，已到了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时候了。就目前的情形而言，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去做的问题。
我国国民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创造了持续27年的高速增长的奇迹，2006年的GDP可能达到20万亿元人民币，国家财政收入肯定超过3.5万亿元人民币，这与1978年GDP仅360
0多亿元和国家财政收入仅约1132亿元，以及与1997年GDP不到10万亿元和国家财政收入才8600多个亿相比较，不可同日而语了。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当然应该更多地通过社会保障或福利途径反馈于民，切实加大对社会保障、国民教育、公共卫生、医疗等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国家财政每年只要花几十个亿就能解决农村2000多万人的生存保障问题，这点钱只是国家财政的一点小钱，却能够建成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仅实现了城乡困难人口的公平保障权益，而且可以切实解除农村困难人口的生存压力，它应当是使用效率最高的财政资金。
有专家认为，每年在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上投入3000亿元就够了。郑功成对此不赞同。他认为，一是目前我国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总量上已超过了3000亿元的规模，仍然是不够的；二是3000亿元是个静态指标，而社会保障水平是必然地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及城乡居民的需求增长保持适应的。因此，用“社会保障投入应该随着GDP的增长不断增长”这样的提法更为妥当，社保数额在国家财政收入或支出中的比重能够衡量国家的责任。社保投入比例远远不足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观念上的问题。现在一些人谈到农村的社会保障，就将它看作是一种负担，担心这么多的农民怎么负担得了。实际上社会保障至少在中国的现阶段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投资。在讨论社会保障问题时应该学会算大账，即算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健康发展的大账。（《人民日报·海外版》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