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废止与“性别盲点”

　　女性观察

　　王宏维

　　2006年对中国人是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一年，但大多数人恐怕未曾注意到它。

　　一百年前，即从1906年起，中国的一切科举考试都被禁止了，这是清朝政府在1905年9月决定宣布的。从那时起，延续了上千年的中国科举制度完全废除了。这对于那些寒窗苦读，梦想有朝一日金榜题名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晚清维新派的主要代表梁启超这样描述:“数百万之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

　　梁启超还指出:“科举取士，在国家为求人才，而在个人为求入仕。”可见，科举制度与现代教育制度是大相径庭的，自始其目标便是为朝廷应试取士，绝非是通过学习掌握知识、促进个体的发展。封建朝廷则以这一方式选拔录用人才，同时也显示其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平等、公正竞争”的机会，使下层人士有流动、上升的机会。而在客观效果上，也形成了一个以“入仕”为职业的“士”的阶层。据记载，“士”的数量虽然只占社会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二，但他们拥有的社会资源、或未来可能增加的社会资源却很多。从这一角度说，“士”与封建制度之间有着巨大的利益联系。因此，也决定他们往往对封建统治采取维护的立场，与封建朝廷之间是一种共生共荣共灭的关系。

　　而今，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或对现代高考的评价中，往往仍会涉及到科举制度。尤其在某些大众传媒的文化节目中，有的人对这种人才选拔制度评价甚高，甚至高至登峰造极的地步。的确，中国科举制度曾经是很了不起的，它不仅使封建王朝的统治得以维持、延续了上千年，也使父权制及其文化传承了上千年。且直至今日，它竟还保持着这么大的影响力，使得一些文化学者津津乐道，不惜溢美之辞。

　　当然，参与大众媒体这些节目的文化学者无一不是男性。

　　就在他们对科举制度赞美有加时，想必或是根本无视、或是根本就忘记掉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科举制度实行了多久，女性被科举制度就排斥了多久。她们不仅被这个制度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参与取士的权利，更被剥夺了个体发展的权利。在无视或忘却之中，对这样的科举制度大加赞赏，说简单一点是“性别盲点”的表现，说严重一点则是对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发展权、平等教育权的冷漠。而之所以发生如此状况，与男性长期以来所处的社会优势生存地位是直接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男高女低”的划分，使一个男婴从其呱呱坠地之时起，就因其拥有男性性别而“天然地”优于、高于女性。相对于女性的卑微，他们无论在家庭或社会上，都处于“优势生存”的位置上，不仅可以获得和享有更多的资源，也拥有更大的权利，包括接受教育及日后参加应试取士的权利。

　　所以，在封建的父权制及其文化背景下，人作为社会存在，因其性别不同，亦意味着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人拥有的生存发展权也就大不相同。同时，这也造成了对许多问题感受的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感受。如某些男性文化学者，认为科举制度是相当平等、公正的竞争，(男)人不论出身富贵或寒门，都可以通过应试取士改变命运。然而，从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视域看，假如说这一制度体现了某种平等、公正，那么它仅仅就只是局限在男性这一性别范围内的平等、公正。它依据人类生物学的性别差异，将女性排除在“平等、公正竞争”之外了，所以它根本就不可能是真正平等、公正的社会竞争，更不是建立在男女平等基础上的社会公正。因而，从女性主义的立场看，科举制度自始至终都是不平等、不公正的，是封建性别等级制度的体现，是具有很强的排斥性和压迫性的制度，绝不应脱离这一点来评价科举的。

　　与此相关的一个极辛酸后果是，若想像封建时代的女人要入塾读书或应试中举，首先必定是“女扮男装”，隐去真实的女性身份。这些，在封建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发生，而只能编撰、投射于“传奇”，即只能在《女驸马》、《孟丽君》等唱本之中存在。女子们纵有万千才情，亦不过被编做戏文，百年翻唱而已。

　　最后要说到的是，科举虽已废除了一百年，但当初废除的理由却与推进性别平等教育无关。抨击科举弊端的言论大都集中于揭露其:“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是“牢笼天下”的愚昧政策，“害天下无人才”等等。可见，废科举是“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因而要效仿西人创办新学、即有用之学。这意味着，科举自始至终都只是与选用男性人才有关的，所以从废除科举到实现性别平等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大约就是涉及到科举，便容易出现“性别盲点”的一个原因。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行学院教授、博导、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