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鬼们集中的地方，只要有人惊呼一声“城管来了”，必定会引发一阵混乱的奔跑和躲避，这种情形几乎每天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上演，公众早已见怪不怪了。但是，面对“河南枣农李年红在洛阳遭遇卖枣难，含泪将满车大枣撒入河中”(《郑州晚报》8月30日）的新闻，我们的心里还是不免要颤抖一下。虽然，此前我们已经为“山西运城瓜农三轮车被扣，因为要交465元的养路费，卖瓜农妇上吊自杀”（《山西晚报》7月24日）的惨剧叹息过，也对“郑州禁止瓜车进城瓜农发愁，西瓜每斤5分钱”（《大河报》7月8日）的新闻愤怒过，但
是，这一次，枣农李年红的悲情举动和绝望神态还是让我这样不够老练的评论写作者流下泪来。
我很难想象，当枣农李年红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撒入河中时，他倾泻了多少的委屈和悲伤。此前，他在洛阳城里东躲西藏，因为“市场不让进，路上有人撵”，结果他只能呐喊道“我愤怒，城里头不是俺呆的地，饿死了也不进城了！”事情发生在洛阳，同样是在这座千年古都，一个多月前，“洛阳禁止农民进城卖桃，温家宝走访果农解决难题”（《河南日报》7月25日）的新闻仍历历在目，我记得当时洛阳市政府已经承诺免费给果农发放进城直销特别许可证，如今为什么又有枣农遭遇“卖枣难”呢？想来无非是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枣农李年红嫌麻烦，所以卖枣并未领证；其二，进城直销特别许可证虽说免费，但是资源稀缺难以弄到；其三，枣农李年红并不知道卖枣需要领证；其四，进城直销特别许可证只是在温总理视察过的洛阳市孟津县发放，李年红居住的农村并未发放此证。
看看，农民兄弟要卖三瓜两枣换点油盐酱醋是多么不容易，不但要麻烦政府发放证件，还要引发我们对相关事件的可能性做诸多揣测，这其中的种种成本消耗难道真是不可避免的吗？城市管理者希望拥有一个干净整洁的城市形象，不但应该得到普罗大众的理解，实际上，即使是我这种充满怀疑精神并且喜欢饶舌的评论写作者也愿意表达某种程度上的支持。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城市干净到什么程度才算干净？整洁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整洁？“无摊城市”是否就达到了干净整洁的所谓“国际化大都市”抑或“花园城市”的标准呢？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个过程中，市民以及周边农民付出的代价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城市管理者这种对于干净与整洁的无止境的执着追求，最后可能在传统贸易模式的潜在需求和相关规则面前碰得鼻青脸肿。
众所周知，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进城销售农产品的传统，此举一方面可以改善其自身经济状况，另一方面又丰富了城市居民的消费供应，而且在数千年的交易历史中，买卖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成本最低的商业模式，它摒弃了一切不必要的环节，只是获取极为有限的利润，所以生命力格外顽强。我不否认无证摊贩的存在会在某种程度上有碍观瞻，但是它可能就像姑娘脸上的雀斑一样，既有不得不存在的客观原因（比如部分市民由于自身收入的原因，愿意购买摊贩出售的商品），又有招人爱怜魅力犹存的理由（部分摊点因其历史久远，甚至已经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人文图景）。
面对传统与利益的纠葛，面对市民与农民的各取所需，城市管理者要考虑的是如何有效管理：比如，是不是已经完全做到可以让利润微薄的农民免费进入指定的路段、市场经营？比如，在一些非指定的区域，市场管理方是否真正做到了廉洁奉公不多收管理费？又比如，相关部门对于欺行霸市欺压农民的家伙是否真正做到了“发现一个查处一个”？针对上述种种问题，城市管理者以及具体的政策执行者如果能够交出一份成绩优异的答卷，我相信农民兄弟一定不会把满车大枣撒入河中。
非常遗憾的是，某些城市管理者不愿意正视上述问题，不愿意“疏导河水”，只是一味地“加固堤防”。“上海浦东城管配备防刺背心，一个大队装备达50万”（《东方早报》8月30日）的新闻就给了我这种感觉，须知，做城管是要以理服人文明执法的，他们面对的不是穷凶极恶的犯罪嫌疑人，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添置这种随时准备决一死战的装备。在城管与摊贩的冲突中，城管是不健全的城市管理制度的盾牌和替罪羊，而这一点却往往为某些能力低下的制度设计者刻意回避，这对城管而言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