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常情况下，对人的称谓不但能够分辨出没有歧视性区别的男女老少尊卑长序，也能分辨出带有不同身份象征的职业区别。不过，带有歧视性地位称谓的现象虽说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早已少之又少，但却并没有从当今的社会生活中完全消失，“农民工”这一改革开放形成的对进城务工谋生的农民群体的广义性称谓，就是当今典型的带有歧视性地位称谓的现象。究其原因，都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惹的祸。
“城乡二元结构”虽说是历史原因形成的，但却必须看到占国家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几十年来不论从具有话语权的政治地位（人大代表的比例差异）、经济地位（收入差距）、文化地位（教育资源分配和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地位（各种社会福利、医疗健康、社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等方面，与城镇居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体现在“有保障”与“无保障”的区别层面上，也正是这种城乡之间“有保障”与“无保障”的强烈的反差，最终让农民身份事实上变成了具有“处在歧视性地位”的“国家二等公民”地位上。所以，尽管改革开放的国家经济发展需要，为农民群体提供了“进程务工挣钱养家糊口”的机遇和机会，但是，“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下形成的城乡之间“有保障”与“无保障”的强烈的反差，却并没有让“农民工”这一称谓从社会的歧视性顽疾中消失。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的改革发展中，最苦最累最脏的建设工作由“农民工”承担，最差最坏罪恶的生活环境由“农民工”居住，最痛最低最少的劳动报酬由“农民工”享受，最多最密最大的侵权伤害由“农民工”背负……，等等等等发生在“农民工”身上的歧视性现象，除了历史原因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应当承担的“原罪”外，难道与政治体制的改革滞后就没有关系吗？
当然，并不是说“农民工”的歧视性地位没有得到改善，而是要改变牵一发动全身的“农民工”歧视性地位的确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同时也需要制度设计层面的实践性考量，更需要通过不同方式的试验性证明，才能够最终找到消灭“农民工”歧视性地位称谓的办法，让“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从中国的历史中消除。近两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不少针对消除“农民工”歧视性地位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最大限度地作出了在现有国情下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有的地方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把“农民工”纳入到了与当地居民同等享受教育医疗住房的保障体系中，有的地方把“农民工”纳入到了与当地居民以及当地企业职工同等享有参加工会组织和社会保险体系中。总之，消灭“农民工”歧视性地位的各种试验性尝试，的确在中国悄悄地进行。不过也要看到，带有歧视性称谓的“农民工”，至今却没有找到合适的身份性表示和地位性称谓取而代之，而这个“取而代之”的诉求也是全社会绝大多数国民的意愿。
据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理论热点面对面2006》介绍透露：中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超过传统产业工人！介绍说：“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的调查，‘农民工’已占企业员工总数的近60％。……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是‘农民’和‘工人’的结合。那么，‘农民工’究竟该姓‘农’还是姓‘工’呢？”遗憾的是，该《介绍》并没有给出答案。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历史古都西安市，拥有40万名农民工的雁塔区最近在政府文件中正式将农民工改称“新市民”。政府还号召区内全体公众也要将务工农民统一称为“新市民”。据西安的社会学家们说：“这意味着40万农民工今后可以‘名正言顺、一视同仁’地享受‘市民待遇’，尽管他们目前不拥有城市户口。”据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学家石英说：“据我们调查所知，西安雁塔区40万农民工在政府文件中被正式改称为‘新市民’是全国的第一例。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不断要求全国改善农民工待遇的时期，西安雁塔区的这个举动意义非凡并具示范作用。”
好一个“新市民”称谓，在西安被写入政府文件的“新市民”称谓，将摒弃具有歧视性称谓的“农民工”，并将与“老市民”一样“名正言顺一视同仁”地享受“市民待遇”。且不说西安市政府把“农民工”改为“新市民”究竟会不会得到社会的认同，但有一点是值得赞扬的，那就是西安市政府决心改变具有歧视性称谓的“农民工”的地位而作出的创造性努力。当然，“西安雁塔区的这个举动意义非凡并具示范作用”的说法，是否果真如此，也值得商榷。因为愚下认为，在中国要改变具有广义性和歧视性地位的“农民工”称谓，并不是“新市民”的标签能够做到的，而且一个“新”字与一个“老”字，本身就存在着区别，更何况“尽管他们目前不拥有城市户口”的“尽管”区别，就足以让“新市民”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遭遇到需要“户口证明”的时候，完全有可能显现出“新市民”与“老市民”之间的歧视性差异，毕竟“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下的“户口证明”就是歧视性的标志，而“新市民”现今并不具备拥有“城市户口”的制度性条件和政策性安排。所以愚下认为，虽然西安市雁塔区政府为消灭具有歧视性称谓的“农民工”而作出的创造性努力值得赞扬，但“新市民”的称谓的确还是显得有点别扭，而政府还号召区内全体公众也要将务工农民统一称为“新市民”的愿望，不但有可能让区内全体公众感到有点别扭，而且也有可能让被别人脱掉“农民工”外衣而换上“新市民”新衣的“新市民”自己也感到有点别扭。
具有歧视性称谓的“农民工”，其广义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农民工”长期以来遭受到的歧视性待遇，早已成为了政治性问题，并不是以一个“新市民”的称谓就能够简单地取而代之的，而是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和转型期完成社会制度改良后才能完成。愚下认为，尽管国家高层至今都没有找到消除具有歧视性称谓的“农民工”的合适办法，人们不妨在静观其变中等待用“中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超过传统产业工人”的客观事实来改变“农民工”这个歧视性的称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