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募者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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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31日14:57 南方周末 |
■第一反应 我每天能接到大量的电话或者信,都是募捐的 ———姜昆 名人做不到的话,也希望她能谅解 姜昆(相声演员) 我每天能接到大量的电话或者信,都是募捐的。说实话,哪有时间核对事情的真伪?只不过是凭感觉,相信善良的人多,坏人少。 有的我看看情况就做了,但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做不了。那天我就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当过知青的人捐了1000块钱,她丈夫得了肝硬化,快不行了,在宣武医院,没钱治。再比如我们有个老艺人,听到他病了之后,我赶紧给他送了1000块钱,也是素不相识的。 但是你不能指望一个刷子就把这个世界刷得干干净净的。 所以我觉得,她求助无可非议,名人做不到的话,也希望她能谅解。 至于每天接到大量这样的电话是不是对名人生活的一种打搅,我觉得还不是。这个社会还是需要一点这样的情的,不能人人都过得那么紧张,人家求你办点事,你的心就本能地收缩在一起,处于防御状态,我觉得这样不好。 至于是不是名人有名望、有财富,就应该比别人承担更多的责任,我觉得你不能不让别人这么去想。和谐社会就是希望大家心态都平稳一些。想,都是可以的,但是双方都不要因为自己的想法没有实现而责备人家。 我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想,是不是这个老师自己想出风头 ———涂桂英 募捐有募捐的规矩 涂桂英(香港慈善会名誉会长) 我在南昌的时候,恰好看到当地的报纸上,费冰消老师向社会呼吁救助她的学生。我就打电话给江西的《江南都市报》问有没有这样一件事,他们告诉我这事是真的。我就说以我个人名义捐l万块钱。后来就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他是费老师的老师,请求我以名誉会长的身份向香港慈善会募捐。 我就蛮生气的,我跟他说:我觉得你们的做法很冒昧,恨不得向世界呼吁,用得着这样吗?你们应该通过本地的红十字会、慈善协会,而不应该直接给捐助人打电话,要求这个,要求那个。 退一步,就算你们希望通过我来向香港慈善会募捐,你们也应该把病人的实际病情、治疗计划和可以预期的疗效原原本本的用书面材料告诉我。如果救得了,我们愿意救,如果是人财两空呢?50万能救多少学生上课啊?在对病情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慈善协会的名誉会长,我怎么向别人募捐呢? 我不想批评,但我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想,是不是这个老师自己想出风头?你既然可以向这么多人呼吁,那你们校方呢?我不同意那种“学校是教育机构,不是慈善机构”的说法,以前也不是没有一个学校从上到下募捐救助得重病的学生的事情。先自救,再向别人求救。 另外,我希望明确的是,哪些事情是政府该做的,哪些是慈善家该做的。 费冰消不是“傻”了一回两回,而是一贯如此 ———赵明 经验世界没有什么可以那么纯粹 赵明(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费冰消的老师) 费冰消是一个很傻根的人。真正按照所谓道德原则行事的人就是“傻子”。就像电影里的傻根,固执地相信“天下无贼”并且大声地喊出来———“哪有贼啊?”但是经验世界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那么纯粹。 费冰消不是“傻”了一回两回,而是一贯如此。以前经常搞一些帮农民工讨薪啊、维权啊的行动,而且基本都成功,这也是她比较奇特的地方。 我对她的募捐不是很赞同,我认为学者的使命在于理论建构,而不是干预现实。费冰消曾跟我辩论,耶稣和康德究竟哪个更伟大。她认为,耶稣一生云游,没有留下任何学说,至死被钉在十字架上,但他唤醒了众人。我认为,康德作为一个思想者,他的思考几百年之后依然清澈活泼,读他的文字就好像见到他本人清澈的灵魂。 我们谁也无法说服谁。 不可以说,别人没有给她资助,她就把对方的名字公布出来 ———贺卫方 她的欠缺和别的欠缺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就费冰消的处境来说,她去向任何能接触到的机构和人士求救都不算太大的缺陷。人遇到危机,总会想方设法地获得一切资源。被求救对象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这完全是对方的自由。 对于捐款的人,如果她为了表达一种感谢,而且对方也愿意,她可以把对方的名字公布出来。但是不可以说,别人没有给她资助,她就把对方的名字公布出来,这违反了做这样的事情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不能施加某种道德化的压力,强迫别人捐款。 中国现在的很多事情来源于社会保障的不健全。人们遇到意外情况,经常陷入困境当中。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现在的社会保障只关注到一部分人群,学生的情况就显得非常混乱、无助。 另外,保险的市场竞争看起来还不是特别充足。社会保障绝对不仅仅靠政府的行为,完全是从公益的角度做事。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借用保险的原理,寻求某种风险平衡:个人为他的安全健康的支出和整个社会机制之间的良好匹配。 另外,虽然募捐屡见不鲜,但我们对一些问题的处理一直没有建立起很好的惯例。比如,病人去世了,善款还没有用完,余款怎么办?这样的问题处理不好,往往导致人们对募捐没有积极性,因为不见得是最需要救助的人获得帮助。 (P1177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