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鸿富锦诉案的双重教训

　　作者：刘海明

　　8月30日，鸿富锦公司发表公告，表示将向深圳中院申请解除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财产的冻结，同时将该报社并列为被告，并将诉讼标的由3000万元改为1元象征性赔偿。被诉记者翁宝称这是新闻同业的胜利。（《南方都市报》2006年8月31日）

　　才短短几天时间，鸿富锦诉案已引起很大震动。在该诉案没有发生戏剧性变化之前，我更喜欢当一个看客，静观原告鸿富锦公司和被告记者、《第一财经日报》以及其它媒体的反应。

　　有学者称，鸿富锦此前做法应视为一种诉讼策略。这话不假。不过，正因为这是一个“策略”，或者说，是个计谋，反而使富士康诉案具有双重教训的意义。

　　作为企业形象“受损者”的鸿富锦公司，认为记者采写的报道，不符合事实，起诉记者，是其权利。记者不是无冕之王，对自己的文字需要担责。然而，鸿富锦向记者索赔3000万元，在中国目前的工薪收入的语境下，这个标的，不亚于天文数字，不可能得到执行。也许，该公司真的在玩诉讼策划游戏。然而，这个“游戏”，无疑将玩家推到了一个既尴尬又被动的境地。面对舆论的强烈谴责，鸿富锦大幅度降低诉讼标的，只能说明，鸿富锦诉案最初的索赔标的，不过是个数字游戏而已。越是这样，越是让原告容易背上恶意诉讼的罪名。我敢说，纵使鸿富锦公司最终赢得官司，它的这种漫天要价的索赔做法，也不是一家成熟企业的正常行为，赢了了官司的同时，自己的信誉却遭到不同程度的自损，得耶，失耶？可见，自鸿富锦公司决定骤降诉讼标的的那刻起，需要重温一下“吃一堑，长一智”的古训了。

　　作为鸿富锦诉案中“弱势群体”的记者和其所供职的媒体，也该此次诉案事件中，汲取教训。媒体固然拥有采访权和报道权，问题是，你所采写的文字，必须经得起诉案的震荡。鸿富锦公司对报道勃然大怒，作为被监督者，“生气”原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生气和诉诸法律是两码事。除非鸿富锦方面不怕担上捏造事实、恶意诽谤的罪名，执意起诉记者。换句话说，打这场惊天动地官司的目的，就是为制造轰动效应而制造轰动效应，全然不计成本，不顾后果。否则的话，起诉就是有它的道理。从这个角度说，作为当事记者和《第一财经日报》，却有多问几个为什么的必要。媒体作为社会公器、作为社会的良心，报道一切适合报道的新闻，天经地义。前提是，所报道的事实不能是局部的真实，而是全面的真实。具体到曝光鸿富锦公司存在的问题，媒体所披露的数字是否属实，所写的细节，寻找第三方核实没有，都是至关重要的。采写报道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和疏漏，当是记者和媒体所需要铭记的教训。

　　新闻报道有待进一步规范；对舆论监督的诉讼，同样有待规范。鸿富锦诉案，原告对进行舆论监督的媒体存在恶意诉讼的嫌疑，给其它所有被监督的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提供了一个反面标本，这个教训值得借鉴。与此同时，媒体的报道是否准确和负责，也在考问媒体的良知和职业道德，这方面的教训，全国所有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也当竭力避免。

　　鸿富锦诉案，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一面镜子，舆论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不妨都来照照这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