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双龙困境”看“富士康娱乐”

　　深圳富士康3000万元“司法诉讼”转入戏剧性的索赔1元，专家怀疑这是企业搞的广告宣传：我告记者索赔3000万元，媒体一报道，大家都知道我这家台湾最大的企业了。很可能是公关公司的点子。

　　与此同时，笔者又看到了上海汽车集团兼并韩国双龙企业迎来的“双龙困窘”。继8月25日劳资初步协议被否后，昨天上午，上汽双龙劳资谈判再度宣告破裂，据悉，当天谈判

　　两则新闻的核心都没有脱离劳资纠纷。富士康因为超常加班没有支付相应的加班费，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严重缺失，在中，“汗血工厂”面纱被记者层层揭露。在这场富士康和《第一财经日报》的纠纷中，媒体成为多管闲事的“社会监督员”，承受了权益博奕的精神和社会成本。笔者在这类新闻的网友发言中，见到不少自称“富士康员工”的发言，他们言辞尖锐，义愤填膺，可这种互联网式的“民主反抗”不代表现实生活的“民意反抗”，所有的义愤填膺一旦转化到在现实压力下，就变成了苟且偷生和逆来顺受。没有权威有效的维权组织，缺乏足够勇敢的反抗意识。所以，员工的权益只能依靠记者的责任去维护，去争取，去据理力争，国人的自身权益意识仍然不敢恭维啊！

　　正是这种逆来顺受，才培养了企业行为的蛮横霸道，厚颜无耻和为富不仁。受到媒体批评。不但没有进行良心发现，反而又继续进行“搞笑型策划”。信誓旦旦的天价索赔被前倨后恭的1元索赔取代。这分明就是拿员工的权益进行的一场商业闹剧。他们期待这场闹剧中收获“恶名”，赚取更大的经济资本。

　　而这种事情在韩国就不行了。中国企业挺进韩国，中国企业那一套企业管理文化明显水土不服。“由于工人加薪10％等要求被拒绝，双龙汽车工会开始举行罢工”，为了施加压力，双龙工会甚至从8月11日开始阻挠中方派驻双龙的7名高管进入平泽厂区上班，对企业生产和管理造成了严重影响。原来，韩国工会历来就有斗争传统，工会在劳资纠纷中至今沿用着过去政治斗争中激进的对抗方式，动辄采取罢工、游行、占领工厂等极端手段，使得外国投资者对韩国工会“谈虎色变”。 韩国企业有严密规范的维权组织，当企业员工觉得管理制度不能满足或侵犯自身利益和国家商业规则的时候，管理制度就不能得到贯彻执行。这不是韩国员工的蛮不讲理，而是他们更理性用法制渠道表达自我权益需要。

　　面对这种“头难剃”的员工素质，企业管理者谁敢轻易进行什么“床垫文化”和“超常加班”呢？更别说“无偿加班”了，谁敢实行，员工还不将企业闹翻天！至于企业对员工进行情感性调弄，搞什么“娱乐策划”，那是企业绝对不敢染指的事情。

　　不难看出，中国企业距离国际性企业公民标准还有很远的距离；中国员工距离法治性维权通道，仍然是前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