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木
2006年7月4日，贵阳铁路运输法院一审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警匪勾结案”中的成都火车站派出所原所长、原教导员有期徒刑3年，宣告缓刑3年，之后两人不服上诉。8月28日上午，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对蒲烈彬、白锡文上诉案进行二审。与之前一审不同的是，二审不仅允许记者旁听，而且受审者没有走秘密通道。（8月29日《现代快报》）
媒体特意将二审和一审的区别拎出来是耐人寻味的。既然是公开审理，就应该允许包括记者在内的社会各界旁听，就不应该让受审者通过所谓的“秘密通道”出庭。遗憾的是，这些体现审判透明度的正常举措，在成都“警匪勾结案”一审中却被刻意回避掉了。一起原本应该最大程度地体现透明、公开原则的敏感案件的审理，反而因为这些所谓的避讳措施，被搞得神秘兮兮的，给予了人们许多不必要的联想，其效果可谓适得其反。好在，这些问题都已经在二审中得到了纠正，成都“警匪勾结案”终于有了真真正正的公开审理。
很多时候，我们有着言之不清的避讳习惯。比如为名人避讳、为官员避讳、为突发事件避讳，甚至为一些敏感案件的审理过程避讳。很多原本应该让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的事情，就在这样的避讳习惯下搞得流言四起。人们不仅希望知道判决结果，更希望目睹审理过程———原告提出了哪些证据？被告又是怎样辩驳的？庭审的彻底公开，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知情权，而且体现出审判机关充分的信心，可谓是双赢之举。
从习惯避讳到习惯公开，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希望“公开透明”的审判能够得到制度的保障，成为一个令人欣喜的惯例，而不是偶然。
（生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