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诉讼”需建设性解读

　　作为长期关注司法制度尤其是新闻法治的学者，笔者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并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民事诉讼，一些问题值得反思：

　　首先是在所谓的“名誉权”之诉中，是否存在诉讼权的滥用和恶意使用问题。有人说，富士康以名誉权受侵犯为由提起诉讼，巨额索赔，是依法维权之举，实则有明显的恶意诉讼之嫌。也有人说，富士康狮子大张口，张扬的是财大气粗的霸气和淫威。是打着法律旗

　　其次，在“富士康诉讼”中是否存在司法常识的被扭曲问题。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因新闻报道或其他作品发生的名誉权纠纷，应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被告。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表面上看，原告起诉记者是符合司法解释的，但记者毕竟不同于一般的作者，记者的行为本质上是属于职务行为，司法实践中，对于新闻记者名誉侵权案件，原则上不将记者列为被告，只以报社法人为被告，能将报社列为被告而不宜单独起诉记者。我们要遵守司法解释，更要尊重被实践证明符合法学原理的司法常识。对于记者的职务行为，原则上将报社列为被告而不宜单独起诉记者，这就是符合民法原理的司法常识。

　　同时，是否存在不容忽视司法的形式主义问题。只要是公权力运作的环境中，都容易存在所谓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题，都容易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幽灵栖息的地方，司法机关也不例外。诚然，司法诉讼是程序性和形式性很强的专业活动，但程序正义必须与实体正义有机统一，恪守程序、讲究形式但不能蜕变为形式主义。深圳中院声称记者遭索赔案程序无误，认为此案“程序上没有一点瑕疵和问题”(据《南方都市报》8月30日报道)。人们难免要质疑：所谓的“程序正义”，是否正在蜕变为形式主义乃至司法领域的某种官僚主义？

　　最后，是否存在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不作为”问题。让难以理解的是，深圳当地的劳动监察执法部门难道对该媒体披露的劳工“超时工作”问题就无动于衷，或许正是当地劳动监察执法部门的“执法不作为“，才使得富士康对媒体的报道如此敏感。劳动监察执法部门拥有权威、刚性的调查权、监督权、执法权，希望深圳当地的劳动监察执法部门尽快对富士康涉嫌劳工“超时工作”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核实，发挥政府职能部门应有的作用。现在该是劳动监察执法部门积极介入的时候了。

　　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感谢“富士康诉讼”，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震惊，更多的是反思。我们是否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建设性的反思上，多一些建设性的舆论。

　　作者系司法部研究室研究员《中国司法》杂志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