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聚集

　　编者按：“富士康诉讼”的新闻一经报道便无可置疑地兴奋了媒体最近疲软的神经，不只因为“3000万天价的赔偿”的噱头，“媒体”、“劳工”、“司法”、“私企”……如此丰富的元素被各界人士众说纷纭地解读着，而近日富士康将诉讼标的从“3000万”降到“1元”，更戏剧化了这一新闻。本期评论版特约请各方专家进行建设性探讨，并非为个案追求定论，我们更愿和公众一起在尊重法院判决、当事人权利的基础上，共同进行个案背后的法治思索。

　　 保护劳工没有错，招商引资也没有错，然而，人们对于每年数百万次重复过的立案、保全程序仍然不理解，恐怕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法律职业思维与普通民意倾向之间的距离

　　用司法公信力化解民众不解

　　蒋惠岭

　　富士康案件，又一个关涉劳工权利、企业利益、媒体报道、记者权益的案件，受到了广泛关注。在民主氛围之下，对如此重要的一个案件，人们肯定要说些什么，不论是保护劳工，还是偏向企业，也不论是同情记者，还是批评法院。最新的进展是，富士康公司向法院提出撤销对《第一财经日报》两名记者翁宝及王佑个人财产的冻结申请；同时将诉讼标的由之前的3000万元降为1元；从诉讼程序而言，诉讼标的数量的变化并没有影响人们对此案的思考。

　　法院受理了此案，也采取了保全措施，这引起了人们的不理解：记者如何能因职务行为而被诉呢？一个报社记者如何能承受数千万元的索赔？但如果让一个律师评论此事，他或许会说法院的活动是有法律依据的，没有错误。因此，不论人们如何评价，法官依然要按照自己良知中所理解的法律去立案、去保全。当然，保护劳工没有错，招商引资也没有错，对言论自由宪法权利的向往更值得推崇。但人们对于每年数百万次重复过的立案、保全程序仍然不理解。恐怕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法律职业思维与普通民意倾向之间的距离。

　　在程序法上，中外法官一般会依据实证法的要求引导程序进行下去，但也不排除法官以自然法思想为指导把一些荒唐的诉讼拒之门外。但不论是受何种法理倾向的左右，法官都是按良知中的法律为依据作出裁判的。自然法(或新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的区别主要在于对一个在形式上完全合乎法律条文规定的行为，在后者眼里是合法的，而在前者眼里是不合法的，因为后者认为这种行为与人类道德相悖。普通公众的观点也与这两种倾向有关，尽管他们自己可能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是，普通民众不是法律家，也不必是法律家。他们遵循着一个更高的法则，那就是民主。在民主国家，法律不是法律家的，而是人民的。尽管人民通过法律家们作为其“代理人”执行法律，但法律仍然是人民的。人民有权利对涉及法律的任何问题发表意见(包括对富士康的行为)，只要这种意见对其他利益不形成根本的伤害。如同民主需要集中一样，民意也需要权威。这个权威不是领袖权威，而是民意形成的法律和法律机制的权威。

　　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民意倾向与法律职业。我们发现，原来是不同的法理倾向、不同的人文背景把人们分成了立场截然相反的两派。在普通民众眼中，泾渭分明的两种立场可能是一方为天使、一方为魔鬼，但在法律职业者看来这并不新奇，反而认为这正是法律科学的魅力所在，游于其中甚至是一种享受。尽管普通民众不得不接受这种权威机关的、依法独立的裁判，但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享受，而是迷惑、愤懑，继而会以不懈的努力去反驳、攻击。

　　那么，两者之间如何增加一些理解呢？的确很难。但如何能让各方共同信任、遵从某种价值、机制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不同意你说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伏尔泰的这句名言把双方都依赖的表达观点的自由作为共同信仰的东西。对于富士康案件，报刊和网络上都发表了来自公众的若干评论。对于这种做法，作为一个法官只能敬而远之，因为社会上的民意导向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法官的冷静、独立的判断。所以《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应当避免受到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的不当影响。”作为深圳法官的同行，则应当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不加入对案件评论的行列，特别是对一个刚刚立案、尚未审结的案件。但司法工作者最关注的恐怕还是中国何时才能建立起司法的高度公信力。只盼有一天那些在官司中失去像总统宝座一样宝贵的利益的人说一句：虽然我很不高兴，但我尊重它。民之福祉实现矣。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