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起诉记者的天价索赔案出现了戏剧性转折：原告将向法院申请解除对两名被告记者个人资产的冻结，同时将索赔额由之前的3000万元降为1元，并添加记者单位为起诉对象。（8月31日《南方日报》）
富士康为何改变原来欲（通过法院）对被告施以“重典”的诉讼策略呢？据我看，他们将索赔额定为象征性的1元，同时将记者单位追加为起诉对象，无非是为了表明，打官司
的目的并不在于钱，也并非要打压媒体监督，而是为了讨回公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富士康用高达3000万元的天价索赔额显示出资本强势的威慑力量。但这个聪明的公司或许想不到，他们的诉讼策略给这起民事案件制造出爆炸性的“新闻点”，使它很快成为万众瞩目的公共话题，使原告、被告双方的博弈力量发生逆转，关注此案的法律工作者、媒体同道、网友纷纷从质疑立案的程序正当性、从维护舆论监督权、从对弱势者的同情与对强势的反感等各个角度出发，几乎一边倒地站到了被告一边！
于是，弱势的被告方因获得压倒性的道义支持而改变了博弈权重，进而影响了博弈结果——富士康即使赢得了官司，也将彻底输掉名誉。对于原告来说，改变诉讼策略，显然是情势所逼之下不得不为之的让步与妥协。
舆论力量之所以集体向被告方倾斜，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在怀疑是否有一个中立的司法机构裁定事实、评判是非。但在此案中，受理法院未经初步审查就接受原告方冻结被告个人财产的要求，令许多关注此案的旁观者产生了疑虑，于是倒向弱者一方。
但是，事实的澄清、正义的实现还是有赖于一个公正而权威的仲裁机关做出不偏不倚的裁判。受理法院将会做出怎样的司法裁决，让我们等待着。□吴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