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汪洋的“三次生气”说起

　　重庆市委书记汪洋近日到重庆巴南区察看灾情，慰问群众。有群众坐着回答汪洋的询问，工作人员提醒他们站起来，汪洋生气地制止了工作人员，“干什么要群众站起来说话？我们是人民的公仆，站着的当然应该是我们！”他还回忆了今年下乡的另外两次生气。一次到某县广场散步，几个警察立即驱离休闲锻炼的群众，他批评了这种做法：“这样我们和封建军阀有什么区别？”另一次到区县考察，他下车时发现，烈日下另一个路口被拦住了一长串车，也让他十分生气。

　　汪洋下乡的这三次生气，显示了他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的鲜明个性，也给那些习惯于让群众“立正站好”的官员和工作人员上了一场生动的思想政治课。

　　领导干部下基层考察调研，慰问群众，一些陪同人员以及基层的官员和工作人员总是忙得不亦乐乎，领导每到一个地方，无不必恭必敬隆重接待，又是警车护驾，又是组织群众夹道欢迎，惟恐显示出丝毫怠慢，让领导感到不高兴。这种不成文的“官场规矩”，汪洋在半年多时间里就至少遇到了三次，可见这并不是个别的情形，也并不是个别地方独有的现象。

　　也许有人会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无常操，下多疑心”，一些陪同人员或基层官员和工作人员之所以要忙前忙后为领导干部维持秩序，驱离“闲杂人等”，开辟专用车道，还不是因为领导干部喜欢这种走到哪里都被众星捧月、被敬若神明的感觉吗？如果因为组织不力，安排不周，让领导觉得接待规格不够高，场面不够大，群众的表现不够热烈，甚至让领导感觉到受了冷遇，怪罪下来谁担当得起？

　　这样的辩解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汪洋三次下乡的所见所闻足以说明，实际生活中存在着另一种情况：有的领导干部其实并不喜欢被簇拥、被敬畏，但某些基层官员和工作人员却想当然地以为，领导干部下基层都喜欢被簇拥、被敬畏，喜欢看到群众在自己面前“受恩感激，诚惶诚恐”。因此，他们为领导干部精心组织的这一套迎送程序，其实并不是领导干部的本意，有的领导干部甚至对此十分反感，觉得他们这样做非但不利于树立领导干部的形象，反而是对领导干部形象的巨大伤害。

　　汪洋说得好，一些基层官员和工作人员在接待上级领导干部时摆架子，讲排场，大肆显扬，其实是在“尽职尽责地帮倒忙”，“不是说这些人能力有问题，而是在思想上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由于他们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他们在安排领导干部的考察、慰问的时候，就很容易按照他们自己的不正确理解，一厢情愿地把领导干部也“摆”在一个不正确的位置上，其结果就像汪洋所批评的，“这样我们和封建军阀有什么区别？”如果这些基层官员和工作人员思想上没有摆正位置，那么他们的能力越强，他们帮的倒忙就越大，也就只会将领导干部“摆”在一个更加不利的位置上，对领导干部的形象造成更大的伤害。

　　当年朱德同志对一些领导干部的官僚派头非常反感，批评他们“一旦外出，就要有人前呼后拥，层层保卫，把自己同人民隔离开，使群众望而生畏，不敢接近。旧社会与人民为敌的军阀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新中国，共产党员也这样做，令人不可思议”。不幸的是，时至今日，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仍然屡有发生。无论是某些领导干部自己对官僚派头情有独钟，有意无意间把自己当成了“封建军阀”，还是一些下级官员或工作人员在“尽职尽责地帮倒忙”，郑重其事地把领导干部“摆”在了“封建军阀”的位置上，对此，我们都必须高度警惕，必须从思想根源、体制根源上进行认真的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