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治安被“承包”公民权益难保障

　　今年4月份，合肥市宁国路街道大胆尝试治安防范"市场承包制"，将辖区3个地段的治安承包给个人。日前，宁国路街道正式宣布，截至目前，治安"承包"人已经尝到甜头，不仅辖区发案率猛降，而且也拿到了厚厚一叠奖金（见9月2日《新安晚报》）。

　　由于警力不足，很多地方便将维护社会治安中的一些工作交给民众来做，合肥市将社区治安承包给市民就是如此。不过由于普通民众没有法定的执法权利，因而要求民众履行

　　将大量的维护治安责任推给普通市民，其实是一种不正确的施政方式，维护治安是一件直接与公民人身财产关系非常紧密的事，有着很强的程序要求和规范性，稍有不注意，就有可能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人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市民如何履行"治安责任"。由于由市民承包治安，并要根据治安情况予以奖惩，就无法保证承包人为追求功利最大化，从而做出有损公民权利的事情来。况且，将社区治安承包给市民这样的治安措施，往往非但不能维护社区的治安，有时反而会给居民带来人身财产伤害，比如，为了维护承包区内治安，滥用查验证件权力，限制公民权益。尤为严重的是，承包方案中有抓获犯罪分子奖励一说，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恐难保证承包者不滥用承包权，非法办案枉抓无辜，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或者利用承包权"寻租"，搞权钱交易。就会使治安承包演变为各类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违法犯罪的温床。因此，社区治安不能承包给普通市民。

　　将社区治安承包给市民不是合肥的首创，江苏、山东等一些地方也都实施过，或许承包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治安效果。但这也不足以认定该方式就是一种维护治安的好办法。因为对政府行为的评价，不能只看治安单方面效果，而且还要看其他社会效果，尤其要看这样的措施是否有可能对公民权利造成侵犯，并且手段和动机同样是重要的。治安效果即使暂时虽佳，但手段有问题，无疑也是会给公民权益带来损害的。

　　其实，构建治安防范体系、为民众提供一个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是政府部门的职责所在。从法律角度讲，保护民众安全、打击犯罪，也是公安机关的根本职责。

　　职业分工明确，专业执法人员维护治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而全民参与治安则违背了这一点。维持社会秩序，传统上就是政府最基本的一项职能。而社区治安交由市民承包，走全民化道路，就等于是撤了政府职能中上最不该撤的一项职能，其结果就会产生政府职能错位的后果。虽然目前我国很多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个全能政府，因此有必要放权，但要放的是管理经济和干预市场的权力；但就提供法治、秩序和公共服务而言，政权权力不仅不应该放，反而还应该加强。转变政府职能，不能一味削减政府的职能和职责，尤其要避免以市场化为借口，把一些已经比较"缺位"的基本职能，比如维护社会治安功能更小化、最小化，以至完全推回给社会。

　　可以说，将社区治安承包给市民，是中国过去典型的以民为仆，主仆颠倒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的背后，减轻了专业执法机关的责任，人为地加大了公民的责任。并违反了社会分工原则，无形中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效率，同时还会引发一些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