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第一财经日报社与富士康科技集团（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联合声明》发表。这场饱受关注与争议的天价索赔案，最终以握手言和的中国式的、中庸方式解决。《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在在解释性质的文章《为什么是和解还有歉意》中称：“我知道很多朋友失望。他们希望看到整个诉讼过程—— 不是因为诉讼好看，而是希望从中得到更多启发，发现更多价值，从而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司法建设、新闻报道建立一些标志，甚至是判例的界碑。”
但他以为，以一篇有瑕疵的报道即便“大获全胜”，也不是真的胜利，因为自己并不快乐，对富士康也不公平。（9月4日《第一财经日报》）在社会各界的反应里，何力的言论很有代表性，他9月1 日在《经济观察报》撰文认为，富士康案其实是富士康公司借法律手段引发的，碰触到社会道德情感与制度安排之殇的公共事件。它涉及制度层面（如工人权益、工会的作用、劳动监察部门的职责等）、法律层面（宏观微观，百无具细）、道德情感（案件实质是刺痛了人们的道德情感、做人常理和社会各界对诸多制度问题原本就存在的疑惑和怨情）。
不管社会各界怎么分析，秦朔如何解释，笔者和很多人一样，在这起非典型事件的典型终结里，还是想到了“泓之战”宋襄公战败后的辩解之词：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毛泽东主席骂宋襄公此举此言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笔者在此绝无谩骂之意。其实，富士康案源于道德：记者基于传统道德，造成了报道的“瑕疵”；发于职业道德：富士康抓住了记者报道“瑕疵”不符合职业道德的小辫子，进而用职业道德层面的标准——法律形式加以解决——尽管他们某种程度上是利用了法律的盲区和漏洞；盛于道德与职业道德的交错：全民参与的道德审判造成的“舆论审判”，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富士康是迫于舆论压力（事实有待进一步澄清），将职业道德委身于道德，最后快速地改变“态度”；最后又终止于道德：国人解决问题常用和善用的、特有的方法——中庸之道——道德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达到和谐、以和为贵。
其实，公众在热情关注富士康案的同时，也应该想到事情的结局——和现实的事实一样，在当今社会环境下，握手言和，也许是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 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场陪审缺席的审判。在“第一事件”出现的时候，所谓的职业道德，在群体道德目前，往往只能是配角。况且，无视自己的职业道德而指责别人职业道德的做法，本身就是极大的不道德。很显然，公众即便是不全部支持记者和他们的报道，但也绝对有原因和理由去反对富士康的不道德。正因为如此，在审判没有到来之前，单方支持的“陪审团”介入，注定使审判的结果“未判而先定”。而事实上，一经关系到涉外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必将涉及到政治层面以及国家利益、国际关系等高层次的问题。那么，综合考虑，握手言和，是最好的问题的解决方式。
孟德斯鸠说过：“民主政体的统治原则是德行，立宪政体的统治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统治原则是恐怖”。看来，秦朔说的很对：我们都需要“冷静”，以富士康案为契机，思考制度，思考法律，也思考道德。毕竟，一个健全、完善的社会体制，应该用健全和完善的制度、法律和道德综合“营养”作为骨架和血肉。
作者：
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