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证≈人流证”，幽了谁一默？

　　未成年少女堕胎在今天已经不再是新闻，但近几年来这个群体的确出现了让人吃惊的增长速度：“‘无痛化’令人流手术变平常，一25岁未婚女孩竟已流产15次”(《扬子晚报》8月21日)、“广州学生人流逐年增加，女孩挨母亲巴掌含泪手术”(《信息时报》8月26日)，以至于学生证也因此被赋予“人流证”的功能：“江西成立少女意外怀孕救助机构，凭学生证做人流手术免费”(《信息时报》9月1日)。

　　“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在“学生证≈人流证”事件中，有人感受的是关怀，有人看到的是放纵——学生们再也不用担心书包里的避孕套被老师家长发现了，因为根本就不需要了，那些早恋男女更没有后顾之忧了；有人却捕捉到商机——想不到学生证还有这等用处，办假证的人岂不是又多了一条生财之道？

　　事实上，这虽然是一个颇具争议性和荒诞意味的事件，但并非一个创举。在此之前，北京、重庆等地已经成立了少女意外怀孕救助中心，其救助对象就是那些年龄很小，初尝禁果意外怀孕的孩子们，对她们从生理和心理上予以救助。

　　面对当今社会法律、道德、社会风俗都难以解决的未婚少女早孕问题。上述举措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些未婚早孕少女因经济问题而乱投“黑诊所”造成健康损伤，可以帮助她们走出窘境。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一举措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纵容部分无知少女更大胆地偷吃禁果，因为她们不必再担心没钱做人流。因此遭受质疑也就是必然的。

　　这本来就不是一种治标又治本的措施，但不等于就是对以“性”为本的社会文化的一种退让，是对无知的放纵和鼓励。我们无疑要花更大的力气去防范于未然，可既然从源头控制早孕发生的制约机制没有发挥作用，那就只好在既成事实后进行最人性化的补救。过早的经历性行为难道只是孩子们的错吗？谁也不会闲着就怀孕玩。对于这种千头万绪，牵扯面甚广的话题，媒体舆论、家庭学校的教育都有责任，但大家不能光指望“加强性教育”这么一根空洞的救命稻草，应该有更实在的应对措施。

　　曾经看过一项针对中学生的调查，问“给你性意识影响最大的是什么”，55.7%说是“影视广播”，“26.43%”说是“电脑网络”，只有10%说来自学校老师。这份调查结果并没有提到家庭教育的影响，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家长还是孩子们心中在性问题上愿意信赖的对象。正是为了促进孩子与家长的交流，也为了不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加上人工流产毕竟是一种手术，手术对人体都是有风险的，万一有个“闪失”，就会引发医疗纠纷。所以大多数少女救助中心的原则是在为未成年少女做流产前需要监护人的签字。而其监护人家长或学校老师碍于“脸面”、“声誉”，或因少女本身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愿自己的“秘密”曝光，正因为此，“学生证≈人流证”的措施出台之前，不少救助中心都遭遇冷落与尴尬。

　　那么这次“学生证≈人流证”的措施如此高调出台，是否意味着手术前应告知她们的家长的原则有变？在报道中，笔者只发现“在充分尊重、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等字眼。如何避免重蹈那些救助中心覆辙，规避医疗纠纷的风险，实在是费人思量。不过简单地以学生证将监护人的签字取而代之总归是不靠谱的，敢于拿学生证去享受如斯免费待遇的学生恐怕也为数不多。救助意外怀孕少女，显然不能仅止于免费堕胎，改变上述存在着家庭、学校、社会舆论之间的不协调，净化孩子的成长环境、提升社会对性道德的宽容度才是最重要的。(来源：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