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主流的“国际分工”理论，由于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等不同，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成本上的“比较优势”，而使得互利、互惠的“国际分工”成为可能。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历表明，融入“国际分工”并发挥人力资本低廉的“比较优势”，的确实现了经济快速腾飞，提高了整体国民的福利水平。只是，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过去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成为负担。“教授当保姆”就是一种征兆。
无须讳言，中国凭借人力资本低廉参与“国际分工”，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路径依赖”。在这种低水平的经济基础上，教育也同样形成了“路径依赖”。国内高校都面临着如此困境：学科体系成旧、教材落后、师资水平低、科研能力弱，等等。从这样的高校走出的教授，去国外当保姆也就难怪了。
在国内名校陷入“二流”之争的语境下，有学者高呼不要在国内大学就读，要去国外读“一流大学”。而事实上，多年高烧不退的“出国镀金热”，也早已在行动上回应了这种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的“国际分工”，助推了教育的“国际分工”。
我们在反思“教授当保姆”的现象时，更有必要反思：如何让我们的经济、教育等等走出“路径依赖”，进入更为高端的“国际分工”领域。
宣华华
(来源：厦门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