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们的保姆生涯，无疑提供了一个个鲜活的样本，包含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北京一家研究所的余筠教授，在美做保姆1年，每天工作8小时，一个星期工作5天半，周薪350美元，管吃管住，超过8小时另外付加班费。我们呢，不说那挑战、践踏法律大批量的血汗工厂，就算一些比较知名、正规企业旗下的员工、工人，要享受到《劳动法》规定的各种法定待遇，如最基本的休息权利、准时领取工资权利，恐怕还是一个难圆的梦。
北京一所大学的物理学黎华教授，在美国做保姆前后换了多个东家，如今到了退休年龄，享受着养老金和健康保险，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对于我们许许多多劳碌了一辈子的农民工、打工者，能打上工已近乎是得到了恩赐，对于“享受养老金”“平静的退休生活”，大约只会当成残酷的玩笑。
北京大学的安娜教授在美国初当保姆时有心理障碍，后来豁出去了，“在这儿靠自己的劳动挣钱，不偷不抢，没什么丢脸的”。这光明正大、不丢脸的事，到了我们这里变了味道。几年前陆步轩卖肉事件，被渲染成“才子沦落”，折射出我们许多人，甚至有的地方政府部门从来就是将职业分成若干高下等级。
从事一个极为寻常、极有可能受到法律、社会忽视、忽略的职业，却能够不失尊严、并非艰难地活着。这小小的缩影如一面明镜，照出了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丑”：保护劳动者不失尊严地生活，不能再是软弱无力的纸上空文。黄翠莲
(来源：厦门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