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有什么是红头文件不能管的

　　近日，贵州省黄平县很多市民的手机铃声在一夜之间全变成了同一首歌曲，且在变化前市民毫不知情。这源于该县县委县政府下发的一道红头文件，要求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更换指定的彩铃，以宣传自己的家乡，当然费用自理。（8月28日CCTV-中国法治报道）

　　细细数来，近来见诸报端的“红头文件”还不少。有地方出台“红头文件”分配购买商品房指标；有贫困县为商业演出下发“红头文件”摊派演出票；发文件促销烟、酒、车

　　有了奉献这一至高目的，一些地方政府用红头文件肆无忌惮地干涉市场经济行为。与烟、酒、房、车和几十上百元的演出票相比，一首彩铃只有5块钱，钱虽然少，但用行政手段强制更改，无疑是让指定的彩铃运营商和制作者获利，而导致另一部分人利益的损失。

　　社会利益格局的改变，不是市场指导的结果，而是政府利用公共权力设计引导的结果。红头文件成了地方政府谋取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手段，而这又是以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的，这无疑是一种行政违宪。

　　本来用与不用、用什么样的，都是使用者个人的自由，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可红头文件一发，甚至在使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强制更改，宪法赋予使用者的这个自由和权利就这样给剥夺了。用眼下法律界一句流传甚广的顺口溜说就是：“黑头”（法律）管不住“红头”（文件），“红头”管不住“无头”（领导指示）。

　　这听起来荒谬，但的确反映了一些地方法治精神缺失、人治大于法治的尴尬现实。现代意义的“依法治国”特别是“宪法治国”，本来首先针对的就是国家权力的掌握者，防止它利用手中的权力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利。但红头文件的随意使用，和其无限扩大的制约力，让宪法在很多时候成了“一纸空文”。

　　说到底，红头文件的错位，源于地方政府的行政错位。号召干部和群众为家乡做奉献没错，也是应当的，但这种应当一旦变成强制，奉献也就变了味。